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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灿并不知道，传真纸上轻飘飘的“青铜虎盉”四个字，在超出他记忆的2018年，曾经闹出偌大的风波——被一家英国地方性的中小拍卖行，坎特伯雷拍卖行以四十一万英镑的价格拍出。中国文物保护部门就此次拍卖，发表谴责和抗议。
那时，李林灿口中的青铜虎盉，有着另外一个名字“虎蓥（音营）”。
先说说这件青铜虎盉究竟是什么玩意。
盉是汉族古代盛酒器，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
盉的形状较多，一般是圆口，深腹，有盖，前有流，后有鋬（音畔），下有三足或四足，盖和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如果不理解，可以想像一下，它的型制，很近似于加底足的青铜壶。
青铜盉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周，流行到春秋战国。
青铜虎盉，其实就是……盖上铸造一尊老虎像的青铜盉。
这玩意，按照考古学对商周青铜器型制划分，它妥妥的就是一尊青铜盉。所以，李林灿的说法没毛病。
为何又出现“虎蓥（音营）”这么个略显怪异的称呼？
要知道，青铜器中单有“蓥”的品类，可那不属于酒器，而是摩锃器，也就是用来磨制刀具、农具，使之能够快速去锈、锋锐的物件。
这个名称的由来，始于1963年长安张家坡考古发掘，所发现的一尊窖藏青铜盉。这尊青铜盉自带八字铭文：“伯百父乍孟姬朕蓥”。
这下考古专家傻眼，不是都叫“盉”吗？这件怎么自称“蓥”？
负责此次考古的正是中国现代考古大家郭沫若，给出的解释如下：这个“蓥”字，就是另一个字“罃（音营）”的同形字。它们的区别，一个是陶器，一个是青铜器。陶器就写作“罃”，青铜器就写作“蓥”。
这样，器物的用途也就清楚了，因为《说文解字》对“罃”有着清晰的解释，即“备火长颈瓶”，也就是可用火加热的长颈瓶。
故而，与“盉”的区别，就是颈比较长。
这种说法连国内学者都不曾信服，更何况台北的李林灿？他依旧用青铜虎盉来称呼这件青铜器物。
这件在后世造成一定影响的物件，在李林灿和卢灿电话中，被轻轻带过。它的型制很小，双手捧，高不过两掌，在虎博诸多青铜器中，它是小字号，连镇馆级别都算不上。
两人讨论的重点是那尊犀牛盖方罍（音垒）。
在他们眼中，这尊青铜方罍，明显要比青铜虎盉更贵重。原因很简单，商周青铜器中，拥有犀牛兽的造型青铜器非常罕见。现存史料中，仅有一尊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还是汉武帝刘彻的随葬品，并非商周器形。
对于虎园博物馆而言，这肯定是第一尊。
青铜方罍是商周青铜家族中极富魅力的一种器形，属于大型盛酒器。它的特点是——器物的每面中线及四角均出棱脊，使器物更为棱角分明，气势雄宏。
除此之外，方罍的纹饰相较一般青铜器，更深、更粗壮有力；器体上图案都采用高浮雕，所造型的物像，威风凛凛；底足是后加的，通常底部都很厚实，这又使得器形端庄浑厚，气势逼人。
埃文斯家族的这尊犀牛盖方罍，合盖高达四十二厘米，腹宽二十八厘米。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盖型上——一尊半身独角犀牛兽。
犀牛这种动物，出现在中国古代各种文献中。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论语》中有“虎兕出于柙”，把犀牛和虎并置，比喻危险之物——兕是独角犀；又如《墨子》所载的“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
由此可见，商周时期，中原人对犀牛的认识并不匮乏。可为何犀牛造像的商周青铜器，非常少见？
埃文斯家族的这尊犀牛盖方罍，也许能破开这一迷局。
华老负责侃价，效果不错。埃文斯家族要价二十万英镑，他一件件以市场价算给对方听，最终的报价为十二万英镑。
埃文斯家族需要商议，不过，听李老的意思，这次交易差不离。
别认为十二万英镑很少，虎博可是有卢灿这个“变/态”在全力支持。
要知道，1982年牛津包德连博物馆的对外收购款，也不过一百万英镑。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牛津博物馆总购置款，也不过三百九十万英镑。
青铜中心那种巨亏博物馆，肯定拿不出十二万英镑，所以费德林不得不求助到安蒂森的头上。
“李老，想要拿回那些信件……不顺利的话，让华老明天给他们增加两千英镑。或者，要上一份它们的复印件吧，就说您为了佐证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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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佐证这批物品的来源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