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有定法,脱于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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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为凡人，怎能脱流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就获得了脱离世俗的心志。

志向，与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生存的意义。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的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的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主张在学习和奋斗之前要先立志，不立志就好比种了植物不培根不浇水，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已。这种观点与曾国藩主张的以志为本是一个道理。

立志是一个慎重又多思的过程。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十二月如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大魄力也不是有勇无谋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难时刻的果断与冷静、谨慎与精明。可以说，想确立远大的志向就要先学会放下小的情怀。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有大的气象和作为。

曾国藩在二十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增长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立志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也是曾国藩传于后世的最经典名句。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自比于李斯、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名相，千古流芳。随着其学识的增加，思想的逐渐成熟，对其志向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