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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é）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