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理，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们新中国成立了几十年了，流行音乐方面的发展也曲折探索了几十年了，”观察着孙经理的神态，毕文谦不紧不慢地说了下去，“以前，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模式，也的确有了不少成绩。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也开始探索起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思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西方国家的流行音乐的发展模式也是和苏联有不小的区别的吧？这是第一。”孙经理眯了眯眼睛，身子稍微前倾了一点儿，毕文谦瞧着，继续说道，“第二，既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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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市场经济，那肯定会比苏联的模式更在乎销量。而销量，靠的是什么？应该是广泛的人民群众吧？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真正优秀的流行音乐，必然是雅俗共赏的，但这种品质的艺术品，总不可能像工厂里那么量产吧？那么，支撑市场模式的流行音乐市场的作品，除了少数顶点的精品中的精品之外，更多的，应该是也许雅而不俗，也许俗而不雅的，针对的群体不同的，本身的质量肯定有长处，但也可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的大量作品。”
毕文谦顿了一小会儿，等着孙经理消化自己话里的内容——很显然，一旁的尹喜兰已经不明觉厉了，而另一边陪同的女秘书，脸上露着微笑，眉心却微微并拢，不断思索着。倒是孙经理，只低眉了几秒，就抬眼送来了说下去的眼神。
“这种作品也许只能流行一时，算不得传世之作，但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中国还没有亲眼见过。中央的领导说过，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所以啊，我就在想，孙经理您可不可以统筹一下，系统地引进一些西方国家这几年广泛流行，销量不错的作品进来，让国内的音乐从业者开拓一下眼界，有好的东西，我们就学习拓展；有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提前警惕……啊，对了，西方国家似乎远了一些，我印象中这几年我们和日本的关系好像还不错，离得近，又是实行市场模式的，不如，咱们先听听日本的流行音乐如何？”
绵绵的话说完，毕文谦给自己舀了半碗汤，喝了一小口，眼睁睁地看着思考中的孙经理。
约莫过了半分钟，孙经理舒展了眉头，微笑着缓缓开口说道：“富林老师说得真没错，你是一个在音乐上很有主见的孩子。不过，我觉得他说得还不到位，你有主见的地方可不只是音乐啊！你想法，我会和公司里的领导一起研究，尽快给你一个答复的。明天你先继续在录音室听歌，你刚才说的这些，自己也再想想，想完善一些。理由越充分了，才能越让大家信服嘛！”
想完善一些？这是几个意思？
却见孙经理深深地看着自己。
“好了，先聊到这里，吃菜、吃菜！小尹，你也别只愣着，也多吃一点儿，你的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嘛！”
饭桌上重归了愉快的气氛。
第二天，尹喜兰陪毕文谦吃了早饭后，没有和他一起留在录音室。一个人坐在里面，毕文谦有些无聊。
那些中文翻唱的外国歌，他没有欲望再去挑拣着听了。这个年代的大陆歌坛，唱法的多样性还在一个相对可怜的位置，各个国家不同风格的歌，“翻译”着唱出来，效果好不好，纯属离散型的事情——这么淘下去，效率太低了。
叹息间，毕文谦遐想起来，琢磨着在历史上的1986年，中国的乐坛除了青歌赛，本会发生些什么。没过多久，他就笑了。
差点儿就忘了那一茬，那一声引起广泛争议的呐喊，那个把王坤当做妈妈般感激的执拗人，一个别人唱不好他的歌，他自己却是个破嗓子的教父。是啊，中国的流行音乐，从来就没有什么泾渭分明，老一辈的歌唱家也欣赏并认同着年轻人的音乐的。
他，现在大约也才二十多岁吧？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呐喊出了心里潜藏的疑问。
不过，他的歌词总是那么的含蓄，甚至说是隐晦，总是那么容易被人过度解读。当他成为了一个标志之后，他的歌也成为了一个牌子，被人涂抹上各自需要的颜色，然后成为各自观点的宣传武器高高举起。
然而，历史证明，那些解读对国家的发展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正面作用。毕竟，疑问式的呐喊本是引人思考，一旦被包装成了旗帜，多半就沦为忽悠人的工具了。
突然，毕文谦灵机一动，不禁笑出了声。
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年代，那就在这个时间点，恶搞一把好了，看看能不能冲淡那位教父貌似开天辟地一声吼的影响。
心念到，毕文谦旋即动了起来，来到录音室里的那架钢琴前端坐，试了试音，不怀好意地弹起了一首情歌，一遍又一遍，随着那个恶搞的想法的不断脑补而兴奋……
突然，一个厚重的扬州口音在毕文谦身后传了过来：“小朋友，这是什么歌？我以前可没有听过。你新创作的吗？”
糟了！尹喜兰离开时没有关录音室的门，自己也忘了这茬了！
不，不对，这声音……怎么隐隐令人熟悉呢？
突然间，毕文谦觉得自己的脑子空荡荡的，手上停了弹奏，仿佛麻木地慢慢偏头，只见录音室门口站着一个笑吟吟的人。黑黑的短发，大大的黑框眼镜里是一对深沉的目光，看上去五、六十岁，却散发着朝气。
毕文谦不自觉地吞了口口水，脱口似问似唤。
“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