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久，刘三剑先开口问道：“经理，可以解释一下吗？”
“举个例子吧，如果电视台想把王京云唱的那歌做成磁带卖，但我们公司觉得王京云唱得不够好，不希望出版，那么电视台还是可以强行出版——这是为了鼓励流行音乐传播的大原则。而如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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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出版之后，人们觉得王京云的确唱得不好，那么我们给予了否决的理由，这对我们公司在艺术水平上的声誉是一种正向的影响，而如果大家觉得王京云唱得其实很好，那么我们公司就成了笑话。不过，人和人是不同的，对于一歌一个版本的好坏的评判标准和侧重也有所不同，甚至是模糊而随时间波动变化的，所谓路遥知马力，得知寸心知，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让这个理由长期公开，接受人民和时间的检验——这是为了鼓励文责自负的艺术原则。而对于既不愿意音乐传播又不愿意给予理由的，我们只能臆断，是为了艺术之外的私仇或者其他什么见不得光的目的——这显然不值得鼓励。”
听完之后，王京云忽然问道：“按照你的意思，理论上参与生产的所有人都有潜在的出版权和否决权了？那么如果协商的不是双方而是多方呢？2o%的赔偿比例应该是总额吧？”
“没错……”毕文谦抬了抬眼，“果然是对外贸专业的吗？”
王京云没有理会这个玩笑，而是继续问。
“究竟是什么总额？就拿你的比喻说吧，如果，我是说如果，刘三剑觉得我们在春晚上唱出来的感觉不太好，以此为理由坚决反对出版，那么将要给予她的赔偿，是什么收入的2o%？按照既定的分配原则，出资方和演奏者的差距巨大。如果是对方的2o%收入，那么以后说不定每一个创作者都说作品不够好了，反正别人说好他也可以以追求精益求精来推脱；而如果是自己的2o%，那么出资方可以以哪怕牵强的理由要求赔偿，本就收入比例不高的作者，如果仅仅是演奏者里的一个人的话，说不定不仅没有收入，甚至卖得越多反而赔得越多了。而如果采用双重标准，即使这一次电视台同意了，将来执行过程中也必然出现问题。双方协商已经如此了，如果是多方协商，说不定会出现串连，问题会更加放大。”
毕文谦见他一个接一个质疑，终于大声地笑。
“看起来，你去当那个秘书能够称职了。”
“但问题毕竟是问题，需要有办法解决。”
“解决，其实倒不难。”笑过之后，毕文谦重新敛容，“先，我们明确有出版资格的人——从创作层面来说，词作者，曲作者，演唱者，编曲者。因为是具体到一歌一个版本，所以严格说来，唱片制作人以及演奏者都谈不上文责自负，所以他们没有否决权，自然也没有出版权。而从运营层面来说，只有出资方有这个资格。具体到今天这个事情，中央电视台是春晚的举办者，虽然参演春晚的酬劳基本都是象征性的一丁点儿，但电视台的确是出资方。四个创作方各占5%的收入，即使他们意见一致的反对，按照5%的基准，2o%也就是1%，加起来也才4%，对于占2o%收入的出资方来说，是完全能够负担的。而作为创作者，如果想要出版并且能够做完相应的生产流程，那么他必然有足够的前期资金——他既是创作者的一员，又是出资人的一员，同样问题不大。就像我们文华公司联合中唱生产春晚演出的歌唱节目的磁带，生产的资金是我们出的，我们同样是出资人，即使电视台不希望出版，我们也赔得起——要知道，以中央电视台支付酬劳的象征性数额，严格说起来，只能是我们出的资金的零头，而作为服装等物资准备、彩排的场地费用等等，那恐怕得算在宣传成本里——这个部分并没有否决权。”
突然，万鹏笑出了声。
他把歌谱放在膝盖上，抬头望着毕文谦：“文谦，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你是在逼电视台给参演演员提高酬劳吗？”
“有吗？”毕文谦一愣。
“怎么没有？全国看春晚的人那么多，只要歌真的是好歌，出的磁带质量不差，肯定能卖不少，不说上千万，上百万盘总是有的，这就是几百万的收入。由于电视台没有办法独立出磁带，它不可能独资，那作为出资方，谁出的钱多，分配比例必然越高，而生产磁带的钱相对来说是固定的，倒是给演出者的酬劳可以很灵活。只要‘钱’景好，电视台以提高演出费的方式来争取磁带收入比例，完全可能做得出来。”
“说不定将来中央电视台真自己搞出来个生产车间呢？”毕文谦轻轻地笑，“以它的规模，成立一个附属部门一点儿也不奇怪。”
“这就是小云将来在新部门需要思考的事情了。”
万鹏看向身边的王京云，若有若无地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