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吗？”
毕文谦眯了眯眼睛，心里暗叹着：“这样吧，张常委，我通常都不去谈论具体该怎么做，因为我绝大多数实践都宅在家里，没有实地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何况是我并不在行的经济领域。我可以就一些务虚的层面谈谈我的看法，但究竟对不对，是否可行，还需要真正的一线工作者们，结合实际去判断。”
说完，黎华就接过了话头：“师父，你放心，首长他真的是愿意倾听意见的。早在82年的时候，他就担任了物价改革小组的副组长，主抓当时产销矛盾很尖锐的纺织品价格的改革，结果到83年底，我们国家的纺织品开始实行敞开供应，用了30多年的布票，正式退出了流通市场。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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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这是一份显著的成绩。而在84年春天，全国各地的一些青年经济学者在莫干山开了一个民间会议，就国家当时所存在的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提出解决思路，被称为莫干山会议。那个原本只是青年学者自发的学术会议，因为首长参与进来，积极听取意见，成为了我们中国这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
“没错，”忽然，王京云出声赞同道，“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方案，就是在那里酝酿提出来的。”
一秒的安静后，电话里传来黎华的一声清咳。
“那个，在和师父相遇之前，我对价格双轨制是持着极度的反感的。但随着这几年的不断学习和实践，特别是像各位老前辈请教建国之后，一路走来的经验教训之后，我倒不觉得提出价格双轨制的人多数是心怀不轨了。就像师父说的，西方国家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经济学家最不懂经济。其实，这和师父提出的思路是一致的——现有的主流经济理论，往往都把经济问题圈定在狭隘的经济领域里研究，甚至是醉心于漂亮的数学模型和纸面上的经济数据。那样得出的理论，即使是分析现有的经济状态都可靠得有限，更不用说指导未来的经济发展策略了。换句话说，师父提出的思路，的确是极其粗糙的，可以说只有一个轮廓。但正确的战略再粗糙，也远比局限于战术层面的精确更有意义。我们思考的，不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是一个庞大的国家。”
或许是因为在外人面前，并且隔着电话……听着黎华轻快而清晰的话，毕文谦只想说——吹还是你会吹！
“首长，也许你也听到过，其实师父很早就说过，计划经济之所以在现在存在极大的问题，并不是它存在系统性的错误，而是现有的信息集散和处理技术，远远落后于实行全面计划经济所需要的门槛。这既是以前所说的一抓就死的一大原因，也是我们国家需要继续长期面对的现状。一直以来，以统购统销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思路的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改革，是大多数人都意识到的需求。所以，莫干山会议的产生，不仅是我们这样的新一代的中国人为国思虑的体现，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那些青年学者的眼界和思路，往往步了现有的经济理论的后尘。他们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有着象牙塔里的经济学特有的天真。师父那天在东京和我谈的话，我始终记得：改革，只有让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时，才可能成功；甚至，只有让大多数既得利益者都能够接受时，才可能推动。作为试图改革的人，一定要把多数人的操守估计得低下，才会得出真正务实的举措。毕竟，心里的同志，永远比嘴上的同志少得多。”
“首长，这些话，虽然听起来有些诛心，但正是这些话，在莫干山上的那些青年学者，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正是因为这种区别，既有了今天的文华，也有了价格双轨制的失败。”
“首长，记得当初我拜访您，和您请教经验。您当时感叹，世界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您一直为此苦苦思索，到处倾听，您多年思索公有制是怎么个公有法儿，说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财产所有权的改革，用什么方式改革，像这样核心的问题，讨论的时候，您当时虽然并不重视我关于经济方面的意见，但也是坦诚而虚怀若谷的提出来交流的……”
电话传来的一句句话，温婉而率真。
张世德听了一会儿，还是轻轻摆了手。
“那些事情，就不必在这里说了。小彭啊，新的体制政策研究室成立之后，我一直主持日常工作的财经小组，也就会正式解散，我也就彻底退居二线了。我已经74了，精力不必年轻时了，退居二线，是应有之理。但我这颗心，这辈子，怕是冷却不了了。我打过仗，负责过科技口，也搞了这么多年经济，我有一肚子经验，也有一肚子问题。问题想不通，我睡不好觉，国家面临困境，我更吃不好饭。我可以当老头子，不能当老糊涂。”
说着，张世德真诚地望向毕文谦：“毕文谦，既然你希望谈谈务虚的问题，那就给我讲讲，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吧！这是一个务虚的问题，也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