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方伟晨的提问，杨广摇了摇头，表示不了解。
方伟晨伸出三根手指，说道：“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1990年沪深两市的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开放了资本市场，老百姓的闲钱不用死死地存在银行了，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股市可以进行投资了。两市的开放无疑是标志性的，曾经意识形态中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悄然发生着改变。第二个就是1992年******同志的南巡讲话，此次南巡可谓是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很多耳熟能详的小平同志的讲话都是这次提出来的，比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次南巡让很多人看见了********的机会，所以在这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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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有无数的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开始辞职下海经商，这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精英分子第一次集体加入到创业的一年，这也是中国重新推动商品经济改革的一年，被人们称为全民的第二次经商热，当然，这一年下海经商的人也有着特殊的名字，叫做“92派”，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1992年看见了春天吧。第三个原因就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让市场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力量。’这句话听着很熟，它被新闻无数次的提起过，这标着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讨论，从此再没有中国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了。这三个重要原因让中国摆脱了198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国从此走进了新的发展时代。”
听着方伟晨讲的出彩，杨广连连点头，这是他喜欢向方伟晨讨教的原因，因为方伟晨在创业之初便一直研读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发展史，同时也对很多时间节点有着深度的研究，他知道，不同节点上发生的大事会对整个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同时也知道这样的改变可能会对自己的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利用这样的大事件。杨广回味了片刻说道：“那第二次衰落呢？”
方伟晨喝了一口杯中的红酒说道：“这第二次衰退又是发生在1988年10年后的1998年。当然不是因为那场大洪水。从1997年夏天开始，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开始阻击亚洲各国货币，第一个便是泰国的泰铢，之后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国家的经济纷纷被阻击，各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就此开始。当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外部因素，中国的股市陷入低迷，沪深两市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大幅波动，中国消费市场一片萧条，实体经济开始走向低潮，民营企业出现大规模的倒闭潮，企业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1000多万人。此外工业库存产品过多造成了结构性过剩，中国遭遇了又一次的挑战。更有甚者说，中国很有可能熬不过1998年的夏天。这次的衰退无疑是恐怖的，如果中国解决不好相关的问题，很有可能导致整个20年的改革成果付之东流。”
方伟晨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中国却闯过来了，国家的三大改革策略帮助中国不但没有在危机中倒下，反而形成了新的增长点，让中国跑步迈入了二十一世纪。这第一个政策就是利用房地产市场刺激中国庞大的内需。在1998年夏，******作出决定，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所有企事业单位停止了实行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政策，开始实行商品房政策。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服务，两大政策刺激了房地产的复苏。中国的房地产热就此开始，直到现在，房地产仍然是中国人最喜欢投资的产品之一，也是中国老百姓一生中最贵的消费品之一。第二个就是启动城市化建设，从1998年开始，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000多亿元，其主要用于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又在农民手中购买了大量的土地，搞城市化经营，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城市已经越建越大，其正是由于那时候的政策所开始的。第三个政策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结构性过剩问题而制定的，方法就是取消外贸限制权，允许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从那年起a开始走向全球。当然，这也要归功于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它让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各个国家经济陷入萧条，曾经生产于这些国家的制造产品由于金融危机已再无市场竞争力。中国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开始发展对外贸易，中国当时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制造’物美价廉，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中国找到了合适的加工厂，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加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