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鞍前马后十分卖力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有消息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委任郑介民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任命。
郑介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经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国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国人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国人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介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国都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后来，美国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共活动。
郑介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帅的跟班，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大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3年，郑介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介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介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介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介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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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国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介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介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能早日同这个被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泾波联系好以后，郑介民第一次去见司徒雷登的时候，两人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兴致。
郑介民在北平时，司徒雷登每次来平津活动，郑介民都赶去迎接。司徒雷登在南京过70岁生日时，郑介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外国佬，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介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1944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四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介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为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郑介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介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介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介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拦截，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蒋介石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介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介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介民也是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蒋介石回国后，还特地嘉奖了郑介民的保卫工作，说他做得好，郑介民为此高兴了三天。
歪曲事实，破坏国共和谈，一生反共最积极，却又最害怕共产党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笠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办协助郑介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笠认为蒋介石挑选郑介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介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挽转过来。戴笠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子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沉重，不像往日那样指手画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打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介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况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祺、董承烈、黄介新等100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公布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账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20日决定派郑介民继戴笠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急电郑介民，请他立即回重庆。郑介民原定22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部方面有紧急工作分不断身，改为24日中午才能动身。
24日下午，毛人凤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迟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大家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介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地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局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毛人凤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介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介民的领导下继承戴笠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人凤请郑介民训话。郑介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小时。以后据毛人凤向人说，郑介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笠发生摩擦，一向不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汰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
郑介民口头上虽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介石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纵代理郑介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介民一定在蒋介石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介石不放心，才叫唐纵来代理。唐纵也看出郑介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人凤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郑介民在重庆只停留4天便又去北平。郑介民去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3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介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
郑介民在与中共的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诬蔑诽谤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
军统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介民汇报情况。郑介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部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郑介民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和美国人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他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都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踏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同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有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介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介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都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况，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与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反共大业上，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1／3。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发表，而保密局却拖了3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笠在世时他管不了，戴笠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介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介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年，郑介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到北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介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卫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郑介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
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11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介民亲自赶去指挥的。
一天，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介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的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介民得报后，即嘱蒋剑民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和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介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介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20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1000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介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10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介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介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搜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介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介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到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介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国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1948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九十四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挺锋在短期内将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把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介民的老婆就收拾行李准备逃台湾。郑介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么指望，其实郑介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的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介石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当国防部次长期间，以“军事外交家”自居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介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说郑介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介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宣布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的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介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介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介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介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国方面供给的。郑介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介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介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介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也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武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国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介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他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要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留恋，以后蒋介石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介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介石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也表示同意，但郑介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介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介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介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介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介民会同签呈保侯，郑介民怕得罪林便同意了。蒋介石看到郑介民、林蔚两人会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介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介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人凤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介民。郑介民、毛人凤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人凤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70%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还有那些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介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来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人凤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介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介民、毛人凤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厉害，等到郑介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人凤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人凤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介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介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介石告郑介民的状，甚至连郑介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到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曾当面问郑介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介民狼狈不堪，无词对答。但蒋介石对他还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介石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介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介民自己也觉得以后更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特别是朝军队方面。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但蒋介石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国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他在当国防部次长期间，对美国方面的客人很客气，照顾得也很周到，平日家里总缺少不了那些“洋大人”的身影，而他也以“军事外交家”自居。实际上，他并未为蒋介石拉来一分钱的美援，倒是结交了一些美国朋友。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挽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介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没有做成。
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是“老奸巨滑”。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稀里糊涂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滑”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的人，他自己见到毛人凤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介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笠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介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介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据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人凤说，郑介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没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介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军统老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介民，请郑介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介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介民便不很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
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介民不担不去找蒋介石，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贪污敛财的手段相当“高明”，自己一向假装“清廉”，却让老婆出面
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都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当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介石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本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介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介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介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介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介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亲自动手。
1946年秋天，军统决定把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其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醉的关系也很好。陆向沈醉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沈醉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1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2两多，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介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叫沈醉去听电话。郑介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醉帮助陆购汽油1000大桶，随同所购的物品一同运往重庆。沈醉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沈醉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大桶。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醉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介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50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然把他家里的东西偷去少。郑介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对稽查处、警察局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介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介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人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介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到1949年6月，身在广州的郑介民就在替自己的后路着急了，他很清楚国内的局势，他曾经多次对人说，在大陆呆的时间不多了。
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前，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在赶办赴美国手续中，—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帮助上面。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去香港转赴美国，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而是直接由美回台。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任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脑溢血死于台北的别墅里，终年62岁。死后，国民党当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蒋介石亲致悼词，并追赠其为一级陆军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