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动听的口号，以说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处宣传：“建国期间，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因此，他认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这个问题上，唐纵完全失望了，也使他伤脑筋。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国的打算，而是要坚持发动反共的内战。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适龄壮丁，许多人怕被征当兵而当警察，也以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机关照样征召这些警察入伍，当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办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纷纷请求总署解决这一问题。唐纵最初也以为不成问题，正式函请国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军管区一律免予征召现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单位服从兵役机关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宝是找蒋介石，但报告上去，许久没有批下来。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长徐恩平商量，也没有结果，弄了很久，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23岁以下的警官警察仍旧要服兵役，只有23岁以上才准绥役，必要时仍得应征，他对这项规定很不满意，曾在保密局向许多人发过牢骚，说这样一来，谁还肯来当警察。
第六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重庆发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惨案。
唐纵上台后一直标榜警察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他提倡办案要采用科学办法。不主张老一套凭经验来进行调查判断，所以重视科学设备，提倡大量训练警犬。但没有料到为了训练警犬的问题，又使他大伤脑筋。
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了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有煮一个被支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起来“煮娃儿喂狗！”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死或跑。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便找唐纵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唐纵便叫沈醉去查明真实情况。沈醉到重庆后找了几个特务询问情况。据说杀活人喂狗的事还没有过，有时因为牛肉贵买不起，挖出刚刚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尸体去喂狗的事却有过几次。沈醉去这个所里看了一下，只见房屋已被捣毁，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便根据特务们所告诉他的一点情况，回南京时答复了唐纵。唐纵听完沈醉的话以后，一直摇头，又把他那句经常用的口头禅搬出来：“真伤脑筋！”他一边把沈醉谈的情况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一边向沈醉说：“这些人太不懂事，为了省几块买牛肉的钱，做出这种事来，被人告到委员长面前，叫我怎样去回复呢？”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让唐纵“伤脑筋”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他最怕见新闻记者，怕一言不当而引来祸事。
洞察先机，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反共的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在过去，军统局运用警察进行反共活动时，一般都是由各地区的区、站等组织通过所能掌握的警察机关去执行。唐纵任署长后，便把这一任务统一起来，由他以“训令”、“通令”和“密令”指挥所有警察机关来执行。这就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凡有中共机构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处、警务处，都经常接到唐纵的密令，要求详细调查和监视这些地区的中共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情况。其中，重庆警察局和刑警察处为此时常遭到唐纵的指责，因为重庆的中共人员不少，警察局和刑警处都不易调查清楚，致使唐纵很不满意。
和谈破裂以后，蒋介石悍然不顾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时，唐纵立刻发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长切实认真执行，监督中共人员全部撤离，并认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员留下继续进行活动。唐纵对此非常认真，曾密令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对留下的中共人员秘密逮捕，或强迫留下的中共人员自首。唐纵的密令中还规定，这项命令要由各级主官亲自负责执行，不能作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执行不力要受到严厉处分。
1947年冬天，唐纵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负责人开了一次“警政检讨会”，到会的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处长严泽元、龚建勋、竺鸣涛、杨蔚等，和北平、成都、安庆等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刘崇朴、林超等共40余人。
在这次警政检讨会上，唐纵自己承认在和中共斗争方面，警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引咎自责。他说，他过去对这问题重视得不够，各地也放松了这一工作，因此表现不出一点成绩来。他强调国共和谈业已破裂，中共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一定要竭尽全力配合前沿军事行动，在后方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一再说明，只有后方消灭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蒋介石对于这种全国性的警察会议很重视，在百忙中还听取了唐纵对他的报告，并批示唐纵对出席人员转达他的期望，勉励这些人全力把后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员在后方各大城市的活动等。会议结束前，唐纵请求蒋介石召见出席人员，当面给以训示，蒋介石没有答应。事后据唐纵说，这是由于参加的人太少，蒋介石对此不甚满意。
唐纵原计划在1948年再召开一次全国警政会议。蒋介石马上批准，并指示一定要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于是唐纵从这年春天开始就作准备，由于蒋介石的军队一再惨败，人员召不齐，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1948年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唐纵对此异常注意，曾三令五申叫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动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唐纵对邱开基很不满意，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纵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集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当唐纵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但唐纵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纵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勘乱实施纲要”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纵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准备工作。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扰分劳。”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唐纵，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他笑着回答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反正是两条路，要么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作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之法。
后来据毛人凤说，并不是唐纵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唐纵由于先了解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
要求警察总署做到“不浪费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却在人事问题上一直吃力不讨好
唐纵任署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对警察制度和法规等搞了一些名堂。
在解放以前，警察对违警罚款最感兴趣，罚款越多，好处也越多。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连靠罚款增加收入的警察官员们也叫苦连天。根据国民政府原来的规定，违警罚款最高额为30元，超过这个数目，警察机关算“违法”。这种罚款数目是抗战前规定的，抗战后法币不断贬值，各省市县的警察机关将这项罚款各自为政变相提高，有的按银元折算，有的罚实物或按实物折价，一直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合理规定。
警察部署刚一成立，各省市警察机关纷纷请示，要求制订统一的罚款办法。有些省市的警察局擅自折合银元或按实物折价的罚款办法，又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责难，没法继续行使下去。唐纵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复文措辞也很含糊，只说正在拟具统一办法中，但直至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唐纵一上台就叫嚷要制订一套统一的警察法规和制度，可是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制定统一的警察服装。据他说，这是由简入繁，先从仪容着手，慢慢再进一步制订一些有关根本性的条例。
唐纵认为任署长后的得意之作，是举办全国警官登记和制定统一的指纹制度，以及推行警员制与修定警察法规等。但举办全国警官登记的工作搞了两年多，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能够全部完成。许多边远省市对这个工作一直拖延未办。
唐纵对统一全国警察机构的指纹工作，曾请过不少所谓“专家”来研究。据说，警察采用指纹登记已实行了一二十年，在个别大城市的警察局里设有主管指纹的单位，由于搞指纹工作的人员，有的学德国，有的又分别学英、美、奥、法、日。都是各搞一套，因此非常混乱。往往在甲地犯过案的人，到乙地再犯案后，警员采取指纹时，因办法不一致，分类归档各有不同，调阅档案时便发生许多困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一些专家的研究后，决定采用统一的规定：凡采取两手十指指纹时，一律采用亨利爱德华式；采取单指纹时，一律采用白脱里式。这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分类简便明显易于推行，过去采取指纹的纸型也很零乱，有的过简，也有的过于繁琐，这时由警察总署统一划定标准格式，分发到各省市警局实行。
唐纵推行警员制度，是为了使警察完全“特务化”。过去各大城市的警察一般都是警士待遇，素质参差不齐。有少数警士是中学程度，绝大部分只是高小初小的文化程度。他认为要这些人担任错综复杂的反共斗争是无法胜任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待遇才可能提高质量。可是警察经费又无法增加，便只好采用裁员增薪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两三个警士的钱来养活一个警员。据他说，这是非常合算的事，因为一个质量好的警员，比起那些质量差的警士来，在反共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便不止可顶两三个，而是可以一当十。
唐纵当时亟需解决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何安置军统缩编后裁汰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小特务。这一大批在抗战期中扩充组织时吸收来的小特务，既无资历又无学历，又将他们大量转送到中央警官学校转业警官人员训练班去受短期的警察业务训练。这批人别的事做不来，反共却都是“老手”，唐纵将警士改为警员后，便毫不费力地可以把这批人安置下来，既可增加自己的力量，又可向蒋介石讨好，因此他将这一制度一直坚持下来。不过以后解放地区一天天扩大，特务逃往后方的越来越多，也就无法安置得了。
在他的“健全警察制度，必须使警察现代化和科学化”口号下，经费却大成问题，唯一办法是依靠中美合作所的剩余物资来装点门面。他接受毛人凤推荐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担任刑事警察处处长，还接收了原中美所的警械实验器材和上百只从美国空运来华的警犬。当时军统收下这批东西，不但没有多大用场，连警犬的喂养也感困难。郑介民和毛人凤落得做顺水人情，将这些器材和警犬一起送给了他。因此他在警察总署内增设了一个刑事实验室，由原任中美所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刘人奎任主任。军统局原有一个警犬室，主任王芝禄，有几十条警犬，毛人凤也连人带狗一起送给了唐纵。这批器材和警犬便成了他实现科学化的“宝贝”了。他不止一次公开招待记者们去参观这些美国最新式的科学设备，吹嘘这是远东唯一的现代化装置。在召开全国警政会议时，他也亲自陪同各地赴南京开会的代表去参观这些新式刑具的表演。
中美所留下来的大批美国脚镣手铐，他也全部要了去，分发到几个大城市的刑警处，用这些东西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
他原来一向是崇拜德国警察制度的，抗战胜利后又改为崇拜美国，他曾准备聘请美国一个“犯罪学专家”为警察总署的顾问，以便更好地模仿美国的那一套。但那位“专家”对他所出的价钱不满意而不肯来，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唐纵在“不浪费一文钱”的口号下，尽力施展了他那种“小家气”的作风（这是特务们背地里埋怨他）。他在一般的事情上可以马虎一点，在用钱方面却非经他亲自审批不行。副署长和主任秘书可以批其他公文，却不能代他批发特别经费。每天别人下班了，他还埋头坐在办公室里一件一件地批阅从几十到几万元的经费卷宗。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得不到他一文钱的特别照顾，他既不像戴笠那样逢年过节送特别费，更不准透支薪金，弄得许多人叫苦连天，大特务另有生财之道，一些小特务便只好与外面的特务勾结起来搞点花样来维持生活。
唐纵很少花钱请客，有次他和毛人凤两人出面请内政部次长和司长们吃饭，毛人凤叫下属完全由保密局开支。那个下属故意说，既是两个出面请客，便得各摊一半，毛人凤笑笑说：“你不是不知道唐先生的脾气。要他出钱的话，他会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去的。”
那次他们两人为什么要请客，说来也是一件内幕新闻，胡宗南率领大军政下延安之后，一心想仿照卫立煌的先例，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的故伎，希望把延安改为“宗南县”，以显示他反共的“丰功伟绩”。胡宗南以为只要有发起，就可以顺利实现他那幻梦。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陕西省参议会提了出来，他满以为陕西省政府就可决定这个问题，殊不知一个县名的更改要经过内政部办理许多手续才行，胡只能指挥陕西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却指挥不了内政部，便叫他的老婆叶霞翟和毛人凤商谈，毛人凤认为唐纵当过内政部政务次长，所以请唐纵出面和他一起请一次客，唐纵对拉拢胡宗南也是很愿意的，所以立刻答应了。宴会之后，唐、毛人凤两人从中活动，自然顺利解决。不过等到一切手续都快办好，只等正式公布时，而延安又被解放军收复，胡宗南部狼狈逃出延安。事后，毛人凤用非常懊丧的神情对唐纵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么。”
唐纵提出的“不浪费一个人”的口号，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最初由于怕别人说他滥用私人，不便把自己的堂弟唐振文留在警察总署，而介绍到交警总局去当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实际上到后来各方面介绍来的人他都是应付。俞济时一次介绍给他十多个亲戚和小同乡，指定要做大城市的警官，唐纵都一一予以照办。
在人事问题上，唐纵一直是弄得吃力不讨好。特别是1947年5月间，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的时候，军统特务所占的比例很小，除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是军统外，其余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有的与军统有点关系，有的完全没有关系，弄得军统特务们大吵大闹，认为他当了署长忘了本。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目的是听听他的意见。他当时心情很不宁静，听完之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腾腾地说：“大家太不谅解我，这批人是刚从中央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抗战时期的军长、副军长或师长，对抗战都有功劳。蒋介石委员长交下来要妥善安置，不给他们当处长是不行的。”
他为了说明他对军统特务的照顾是尽到了他的力量，举出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为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关照“内部”的。东方白是下班在家拜佛，上班就下令抓人杀人的一个有名的刽子手。他当了贵阳省会警察局局长后，竟听信了一个姓吴的江湖术士的话，在警察局里设了一个炼丹炉，大炼其“长生不老”的什么“仙丹”。一些善男信女，天天到警察局去找局长和吴某大谈修行炼丹等秘法，有人把这情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要唐纵彻查此事。但唐纵认为东方白虽然有点迷信，执行任务时还很认真的。在镇压贵阳学生运动和搜捕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他根据这些向蒋介石报告，说东方白工作一贯认真，“成绩”不错，至于个人迷信并未影响执行任务，因此仍旧保留了这个局长，只不过叫他不要把炼丹炉设在警察局内。接着，他加重语气说，正是因为东方白是军统的“老同志”，所以他尽力维护。他说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有些人的行为也太有点荒唐了，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叫我也很为难，他们还不能谅解我。”
自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受到军统特务的指责后，他不能不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许多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表现出很明显的不满，背地里的闲话越来越多。毛人凤的人也从中煽动，散布流言蜚语。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上任的警保处长中便出现大批军统老特务了。
在健全警察制度方面，他的确花了不少工夫。警察部门过去的一些法令条文，许多省市实行起来各自为政，唐纵对此都作了些修订，警察部门过去所没有的或不统一的东西，如警察法、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等，都一一加以制定。他还选定以白色警鸽为警察的标志，制定各种奖章。他对他的这些“成绩”很满意，总爱向比较亲近的人介绍一下。但他却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官吏，爱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专做自我宣传。
他最怕见新闻记者，记者们也不易采访到警察总署的消息，当时只有军统办的大同通讯社的特务们能出入该署，所以报纸上公开报道的东西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这个机关的许多措施都是与人民为敌的，不便公开发表，另一方面是他怕出问题挨蒋介石骂。他出任署长后，许多记者想找他的照片和履历去报上刊出，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却拒绝。
有一次在喝酒喝多了之后，唐纵对别人说：“我最不愿意在报上出风头，因为委员长看到了这些东西会不高兴。”
听了这句话，大家才明白过来。
和李士珍形同水火，在蒋经国的帮助下击垮对手
唐纵在出任警察总署之前，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一向处得不错。戴笠过去与李士珍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时，他从不介入，有时还说戴笠对李太过分了一些。他去侍从室几年中，李经常去找他。他当了上署长以后，初时也很想避免和李发生矛盾，希望李在训练警官方面能与他很好地配合工作。他不但首先去拜访过李，同时对李也很恭维，他甚至当着很多人的面称李为“老大哥”。但李士珍却并不因为唐纵对他的态度好，就能真正和他合作而消除嫌怨。李士珍等了十多年，眼看戴笠死于非命，满以为十拿九稳可以把全国警察领导权夺到手中，连做梦也没想到唐纵把这个职位抢走了，他怎么会甘心？
最初唐纵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他刚当上署长不久，有人就向他提出过，要警惕李士珍这个人。他回答说：“你以为戴先生处不好的人我也会处不好？”他又笑了笑，补充说他和李过去关系不错等一些话，好像很有信心，能把过去与军统为敌的人变成朋友。
问题很快就揭开了。不到两个月，有人告诉他，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内公开批评他，说他是“完全外行”，由这样的人来主持全国警政，非弄得一团糟不可。究竟为什么这么快闹翻了脸？原来，李向他推荐一批骨干想在新成立的警察总署中抢地盘，他虽然接受了几个人，却没有全部满足李的愿望。这样一来，李就大大不满，内心愤懑，于是爆发了出来，不过这还只是刚揭开的序幕，激烈紧张的“肉搏战”却还在后头。
李士珍多年来准备了一个《十年建警计划》，抢在戴笠之前送给了蒋介石，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成立警察总署时第一任署长就会轮到他。结果署长被唐纵抢了。李就把他的《计划》印成小册子，向人分送。可是这个计划送到蒋介石处，遭到了“阅而不批”的命运，被蒋介石搁置下来。
唐纵针对李的计划的缺点，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另外赶制了一个《五年建警计划》。他究竟在蒋介石身边多年，懂得蒋介石的心理比李多得多。他的这一计划大受蒋介石的赏识，准其按计划逐步施行。
唐纵计划的主旨是“统一事权，加强职能”，这就和蒋介石“戡乱建国”的方针相吻合了。他计划中的“警保合一”以及运用警察力量巩固后方治安，与大城市的警管区制、警员制，使警察与特务一元化等，都符合蒋介石的心理，因而使他这个“外行”比李士珍那个“内行”在蒋介石面前吃香得多。
为了进一步和李士珍争夺警察教育权，唐纵的计划中也采用了李的一些办法，所以看起来比李的就更完善了。
唐纵对李的那个计划，曾用讥讽的口吻批评过，说是“书生之见”。最使李伤心的是唐纵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李大哥对教育长很有兴趣，还想再当上十年的样子。”自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李的耳中。据说李士珍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大骂唐纵的计划是“邪门歪道”、“流氓作风”。从此以后，唐纵和李士珍两人从当初互找对方工作上的毛病，发展到进行人身攻击，仇恨越来越深，形同水火。不过他们在公开场合中见面的时候，彼此还是有礼貌地招呼一下，唐纵有时还故意表示亲热的样子。
唐、李之间的第一场“肉搏战”是争夺在东北设立警官学校的领导权。先是，李士珍呈准蒋介石，在东北设立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因此，在警察总署成立之前，他就作好了种种准备，内定黄埔二期毕业的严正任分校教育长。严是他黄埔同期同队的同学，经他推荐给蒋介石，也批准了。当李士珍正在筹备的时候，唐纵给蒋介石一个报告，请求由他派人去东北主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理由是：当时在东北设分校，不应该是去招收训练正科学生，而是将接收下来的原东北伪满洲国的警官和替日寇充当特务的汉奸们加以短期训练，利用这些有经验的人进行反共工作。因此，必须针对当时情况，由他派人去办，才能顺利完成反共的任务。
李士珍对唐纵突然来这一手，非常愤慨。
唐纵是了解蒋介石的，只要提出反共措施，蒋介石总是非常高兴采纳，所以唐纵在和李争夺东北分校领导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当蒋介石正在考虑将东北分校交与唐纵的时候，李士珍以辞去中央警校教育长的职务来要挟。蒋介石权衡之后决定仍将东北分校交给李去办。
这天，蒋介石把唐纵找去，说明改变决定的经过和原因。唐纵满口答应。其实当时他要办的事还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争权，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李来一个下马威，给点颜色让李看看。
第二个回合是唐、李抢夺警察局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在蒋介石统治前期，边区几省一向由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权力达不到这些边区，因此没有设立国境警察机构。抗战后期，这些边区逐渐由蒋介石掌握，抗战胜利后军统便想将国境警察局掌握起来。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计划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戴笠死后，毛人凤一度准备抢夺这一机构，因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无意再提这事。1947年春，唐纵向内政部正式提出，请求成立8个国境警察局：西南边境4个，分设于云南、广西境内；西北4个，分设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国境警察局，组织规模都很庞大，拟定的编制每个局都有警官百余人和警察几千名。
李士珍知道唐纵提出的计划后，立刻集中力量来抢夺。他倡言，训练国境警察局的警官，应由中央警校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班来进行国境警察业务训练，等这批警官毕业以后，才能成立国境警察局。他认为，以现有人员仓促组成，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弄得笑话百出，有辱国体，不如暂时维持现状。他振振有辞地扬言，应以国家主权和声威的为重，反对草率从事。李士珍的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连立法院也同意先训练出一批人员才能设置这种机构。
李士珍向内政部提出的报告，唐纵第二天就了解到了。他立刻针对李的意见又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从速成立国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当时一心在搞他的反共军事部署，便将这个问题交内政部处理，并指示：将来成立国境警察局应由内政部直辖，不归警察总署领导；训练国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央警官学校主办。
在这一回合中，唐纵没有得势。后来内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只派一两个不重要的人去参加，他曾很气愤地说：“我们争不到手，他（指李）也不会有希望。大家都不搞算了！”就这样，直到蒋介石退居台湾，这个酝酿了两年多的国境警察局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第三个回合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唐纵在前两次的争夺中没有取得胜利，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权与李士珍为难。他对李派人员借故更换了不少，或不再派充重要领导工作。李士珍为此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找唐纵问话，唐纵的答复是：这些过去一向干军事工作的人，只经过短期警察训练，担负起一省的责任不太适宜，还是多留在总署见习。
李士珍在训练警务人员时，要求受训人员都要参加他所领导的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结业后参加中央警校同学会。李一直想运用这两个组织来和军统争夺警察领导权。
唐纵针对李的这套手法，运用他的职权对这些人员亲自进行一番拉拢活动。他在警察总署召集他们座谈，照例还请他们吃饭，并送给每人一张他自己穿最高警官制服的照片和一笔特别费。警察总署人事室在分发这些人去各地工作时，还叮嘱他们要参加当地的中国警察学会，并说明这个会是由唐纵亲自领导的。
唐纵好几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说过，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培训的人，他只花半天的工夫就轻轻地拉过来了。
与此同时，唐纵还在全国警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设立一所警察学校，每县设警察教练所，由各省自己训练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学校代办。最使李士珍不满的是唐纵还要在南京设立一所首都警察学校，培植高一级的警官。这样一来，中央警官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李士珍身边的人透露，李得到这一消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了。他向部下发牢骚说，他对这个教育长职务并不重视，早就准备辞职不干，是蒋介石坚决挽留，他才留下来。现在唐纵这样对付他，他反而要再干下去，不能让唐纵的如意算盘得逞，要使唐纵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唐、李双方斗法相持不下，到了台湾还是继续斗争。后来唐纵在老蒋与小蒋的支持下，力量一天天发展，李最终被赶出了中央警官学校，由唐纵推荐军统特务乐干当了教育长，结束了李、唐之间多年来的这一场斗争。
对“党国”的前途充满悲观，认为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政策
唐纵任署长之后，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由宪兵中的元老韩文焕抢去了。蒋介石驭人的一贯手法，是有意识地丢出几根骨头让下属们争来夺去，使这些人为他拼命卖命。他虽以军统头子唐纵当警察总署长，却并不将警察大权全部交给唐纵。
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蒋介石手下有名的刽子手谷正伦（绰号谷屠夫，任宪兵司令多年，杀人以万计）极力向蒋介石推荐的。韩自恃有宪兵作后盾，自己又是“老资格”，加上与李士珍有勾结，便想把首都警察厅里的人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挤厅内的军统分子，因此与唐纵不断发生摩擦。
唐纵表面上虽不主张马上向韩开火，内心里却是很讨厌韩的。警察总署发出的命令，韩有时敷衍一下，有时就干脆搁下不理。有次唐纵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唐纵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答复使唐纵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拔，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拔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纵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不送。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唐纵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其实，送文簿登记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告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唐纵总认为韩目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纵把首都警察厅夺过来。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从1947年夏天开始，唐纵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他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凤帮助他；发动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几个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轻易地抢了过来。郑介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个人，果然一保就准。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宪兵方面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掌了首都警察厅长。黄对唐纵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唐纵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韩文焕下台后，特务们便怂恿唐纵，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蒋介石批准后，特务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纵和毛人凤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
到1949年4月，唐纵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惶惶，高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纵还在故作镇静不送他的老婆和孩子们走。有人问唐纵为什么还不送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他沉思了一会又说：“迟早是要送走了。我们都得走的。”接着他谈到当时的局势，认为很难乐观。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说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
他的话中充满着悲观情绪。
几个月后，唐纵从上海坐飞机离开了大陆。到台湾后的第二年，他被蒋介石派往韩国任驻韩国大使，1954年回台后先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中国农民银行”总裁等要职。1976年蒋介石病逝后，他在家中伤心了一个多月，1981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