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参与者一次只能看到笑话中的一个单词。每则笑话的结尾处都会印上一个星号。只要一看到星号，参与者就必须喊出他们觉得刚看到的笑话有多好笑。笑话的好笑级别介于-2 （非常无趣） 和+4 （非常幽默）之间。正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预测的那样，非犹太人会觉得贬损犹太人的笑话更可笑一些，而犹太人更喜欢贬损非犹太人的笑话。实验的另一部分是探索有关对照组——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对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来说是不是一样好笑。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呈现了一系列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比如下面这则经典笑话：为什么苏格兰人高尔夫打得那么好？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击球的次数越少，球的损耗也就越少。结果惊奇地发现非犹太人比犹太人更觉得这则笑话好笑。开始的时候，研究人员在想是不是因为非犹太人更有幽默感，后来意识到选择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作为对照组实在是不明智之举。犹太人和苏格兰人都经常被人当作笑话中的“吝啬鬼”，这让犹太人对苏格兰人产生了同情心理，所以他们会觉得嘲讽苏格兰人的笑话并不好笑。很显然，参与这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对于人们来说并非易事，有些参与者抱怨说，很多笑话他们早就听过多次了，有一个人甚至表示，他宁可遭受电击也不愿意再听什么一句话幽默了。
如今，研究人员已在致力于克服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帮助扩充和优化了“优越性”理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笑话带给人的优越感越强烈，人们就会笑得越开心。如果一名残疾人踩到香蕉皮上滑倒了，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好笑，但如果把残疾人换成了交警，那几乎每个人都会马上笑出声来。这个简单的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笑话都是拿当权人物开涮的，比如政客。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的经典调皮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路上塞车太严重了，我使劲儿挤过的空间竟然比克林顿对‘性’的定义还要窄”，或者法官和律师，“你把智商只有10的律师称作什么？律师。那么智商为15的律师呢？法官大人。”那些坐在权力宝座上的人通常并不明白这些笑话为什么好笑，而且还会把它们当作对其权威性的真实威胁。希特勒就特别在意幽默的可能影响，并因此设立了“第三帝国笑话法庭”，以惩罚那些使用幽默不当的人，比如说把自己的宠物狗起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的人。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类笑话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1997年，威尔士卡迪夫大学的心理学家格里高里·麦欧和他的同事们探讨了优越性笑话会如何影响人们对嘲讽对象的感知。研究项目是在加拿大进行的，所以笑话中的“笑柄”基本上都是经常被加拿大人丑化为笨蛋的纽芬兰人。在实验开始前，研究人员把参与者随机分为了两组。每一组的人都被要求录制一套笑话，研究人员宣称实验的目的是帮助确定声音的质量，看不同的声音会不会听起来很好笑或很不好笑。其中一组人看到的笑话都不以纽芬兰人为嘲讽对象（比如《宋飞正传》里面的素材），而另一组人看到的则是取笑纽芬兰人的笑话，比如下面这则经典笑话：“我的一位纽芬兰朋友听说妇女每分钟产下一个孩子时，他觉得是时候让这位妇女停下来了。”随后，研究人员让每名参与者谈一下他们觉得纽芬兰人都有哪些性格特质。与刚刚看过《宋飞正传》素材的人相比，看到贬损纽芬兰人笑话的人会觉得纽芬兰人更笨拙、更愚蠢、更没脑子，反应也更迟钝。
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其他研究工作发现，优越性笑话也会对人们的自我感知产生戏剧性的影响。德国布莱梅国际大学的杰恩斯·弗斯特最近对80名头发颜色各不相同的女性进行了智力测验。他让半数参与者看了几则嘲讽金发女郎比较弱智的笑话，然后对所有人进行智力测验。结果发现，刚看过那几则笑话的金发女郎在得分上要明显低于那些未看到笑话的金发女郎，这意味着笑话能够影响人们的自信和行为，从而导致笑话成真。
“笑话实验室”上线后不久，我们就看到了“优越性”理论的影子，它是通过长久以来的性别之争呈现出来的。25%的女性认为下面的这则笑话非常好笑，但持同样观点的男性仅为10%。
丈夫站到了一个号称可以测量运气与体重的投币式体重计上，投进去一枚硬币。随后他拿到了一张白色的小卡片，“听听这个，”他朝自己的妻子喊道，“卡片上说我精力充沛、足智多谋，是一个很棒的人。”“没错，”妻子点了点头说，“别忘了，它也把你的体重搞错了。”
男性和女性对这则笑话的评价之所以存在差异，一个很明显的可能性就是被嘲讽的是一名男性，所以才会有更多的女性觉得好笑。然而，这或许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比如说，也可能是因为女性通常都会觉得笑话比较好笑。有人做过长达一年的研究，分析了1200个日常对话中出现的笑话，结果发现，当一名男性讲一则笑话时，71%的女性都会被逗笑，如果换成一名女性去讲，却只有39%的男性会笑出声来。为了确定到底哪一种诠释才是正确的，我们从笑话实验室的档案库里找出了一些取笑女性的笑话，比如下面的这一则：一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男人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他：“你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在一英里（约1.6千米）外就已经掉到车外了吗？”这个男人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同时回答说：“感谢上帝！我刚才还以为自己聋了！”
平均而言，15%的女性会觉得嘲讽女性的笑话好笑，但持同样观点的男性却高达50%。这些笑话的评分充分说明，“优越性”理论的确可以解释让男性和女性发笑的东西有何不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幽默和笑话上没有差别。研究发现，男性讲的笑话要远远多于女性。有人做了一项研究，让200名大学生记录在一周内听到的所有笑话，并注明讲笑话者的性别。这些学生共记录了604个笑话，其中60%都来自男性。讲笑话的人在性别上的这种差异性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即便是刚开始学会讲笑话的小孩子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之所以回避笑话是因为她们担心笑话可能与性或攻击行为有关（“你会把雷区的猴子称作什么？狒狒”）。（译者注：表示狒狒的英文单词Baboon和表示地雷爆炸声响的单词Baboom发音类似。）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差异性根源于笑声、笑话和地位的联系。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讲的笑话要多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从传统上来看，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所以可能因此习惯了听笑话，而不是自己讲笑话。有趣的是，讲笑话和社会地位的关系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自我贬损的笑话，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更有可能讲这类笑话。研究人员对男性和女性专业搞笑演员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观点。12%的男性搞笑演员的手稿中含有自我贬损的幽默，而在女性的手稿中这个比例高达63%。
在项目进展到第三个月时，我们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了首次深入分析。项目技术专家杰德·埃弗瑞特从网站上下载了1万多条笑话和10万多个评分，感谢热心的网民让我们知道他们对笑话可笑程度的看法。当时排在第一名的笑话被46%的参与者评为非常好笑。这则笑话是由来自英格兰西北部黑泽市的杰夫·安南达帕提交的，与著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和他的倒霉伙伴华生医生有关：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一起去露营。他们在满天繁星下搭好了帐篷，然后就睡觉了。到了午夜时分，福尔摩斯把华生从睡梦中叫醒了，并且说道：“华生，抬头瞧瞧天上的那些星星，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华生回答说：“我看到了数百万颗星星在闪烁。”
福尔摩斯又问道：“那么你从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华生回答说：“嗯，如果有数百万颗星星，即便只有很少几颗有自己的行星，其中也很可能有与地球类似的星球。如果有些行星跟地球比较类似，那上面就可能有生命存在。”
福尔摩斯说：“华生，你这个白痴，这意味着有人偷了我们的帐篷。”
这是典型的双层式“优越性”理论。我们会笑华生没有发现帐篷不见了，也会因福尔摩斯用那种自以为是的方式转告华生这个信息而发笑。
两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推测优越感在创造幽默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验证了他的猜测，而且还显示，即便是在21世纪，那种建立在别人不幸之上的动物性大吼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