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魏晋时候的记载，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上都长虱子，而且一点都不以为耻。嵇康在写给山涛的绝交信中就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性复多虱，把搔无已”。据《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十二则，东晋初年的名臣顾和坐车上朝的时候，停下车来抓虱子，另一个大臣周 经过他的车子，他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夷然不动”。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北朝的名士王猛的，他后来当了苻坚的宰相。在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碰到桓温北伐，他便去找桓温，想试探一下南朝的情形，看看能不能到南朝去做官。他在桓温的面前一面抓虱子，一面侃侃而谈天下大势，用文言文来说就是“扪虱而谈天下事”。
这“扪虱而谈天下事”后来就成了典故，常常拿来形容名士，但须是真正的名士、有本事的名士才行。至于那些没本事的假冒名士，就只会服药喝酒脱衣服抓虱子，却不会谈天下事。没有真本事的所谓名士，只是一些水货。但是社会上这些水货多了，自然也会有些水货出了名，而且因为他们的家世好，爷爷老子有名，所以他们还很可能碰巧做了大官。当社会平安不出乱子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稳居高位享尽荣华，一旦发生动乱群众闹事，这些水货名士就会出洋相了，有很多最后连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比方说王导的孙子王廞，就是这样一个的“名士”，他碰上权臣王国宝乱政，王恭兴兵讨伐，他以为机会到了，便起兵响应，居然任命他的女儿当将军，还乱杀异己。不久王国宝死了，王恭叫他停兵，他却收不住了，又反过来要讨伐王恭，最后被打得大败，死后连尸首都找不到。
后世一谈到名士风度，差不多就只剩下两个特征，一个是喝酒，一个是不修边幅，其实真正的大名士必须要有经邦济世之才，像诸葛亮、王导、谢安、王猛这样的人才算得上。宋代的王安石有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叫《读孟尝君传》，一共只有八十九个字，全文如下：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这里讲的“士”才是真正的士，也就是我所说的真正名士，有一两个这样的名士，国家就可以治好，而水货的名士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类名士，他们的能力没有表现在治国上，而是表现在学问与人品上，像前面提到的王弼、嵇康、阮籍、戴逵，这也是真正的名士，他们为学术文化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也不是那些水货可比的。
下面我还想谈谈另外一种名士，他们生于乱世或将乱之世，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救世，又不愿意同流合污，便看破名利，远离热闹官场，保持自身的清高与节操。举一个例子，两晋之交有一个风流才子叫张翰，他也是一个喜欢喝酒放荡不羁的人，时人都拿他跟阮籍相比，称为“江东步兵”。“步兵”就是指阮籍，阮籍是河南人，曹魏末做过步兵校尉的官；“江东”就是江南，当时用来指三国时代吴国统治的地区，张翰是吴人。“江东步兵”意思就是“江南的阮籍”。有人问他，你只管喝酒，难道都不要后世之名吗？他回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他在西晋后期离开家乡到洛阳做官，是齐王司马冏的幕僚，后来看到政局一天不如一天，大乱将起，非独木可支，就想及早抽身。那一年秋风起，他想起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突然发感慨说，人生贵在适意，怎么能待在距家乡几千里之外的地方追求名利呢？便立刻把官帽丢下，叫仆人驾了一辆车就回家了。不久果然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之一，就死于此乱。这时大家才知道，张翰想念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只不过是个借口，逃离危险的政治旋涡才是他的真实意图。像张翰这样的人，有才能，有远见，见机而作，全身避祸，是真风流，真潇洒，也不是那些贪恋富贵、不知进退的水货名士可比的。
古人有副对联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副对联内容好，对得也好。这副对联上下联要以互文看，它的意思是互相补充的，真正的名士也就是英雄，风流就是他们的本色。不是能喝几口酒、玩一玩世，做出一副嬉皮士的姿态，就可以自称名士的。
啊，名士，名士，后世对此有多少误解，是该给“名士”正一正名了。
注释
【1】见李修建《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