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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联系一下救护队，让救护队帮下忙。”
他掏出一部卫星电话，联系到了经常在山区里寻找失踪、落难游客的专业救护队。
救护队赶到现场以前我们进行了及时的搜救工作，找到之前失踪的那两个年轻人，幸运的是他们只是被麻醉昏迷并没有生命危险，但不久前和凶手发生过搏斗的几个人就没有那么好运气，最后酿成了三死三伤的局面。
救护队来了以后对三名受伤者进行救治，同时将受害者遗体抬进车里。
这时。
一名警察同志从现场拎出一个大皮箱，问我，是不是我丢的那个。
我点头说是。
他又问我，需不需要检查里面的东西？
我拿出从凶手身上找到的证件说，最重要的东西现在完好无损地回到我手里，里面就只剩下一些换洗衣物所以没有必要检查，或者说丢了也没什么要紧的。
随后，他就亲自帮我把行李箱抬进后备箱，累得满头大汗，还牢骚说一个行李箱而已怎么会这么沉。
我也挺奇怪的。
我行李箱里只有一些换洗衣物和少量的必备品，一路上我也都是自己提行的从来没觉得有这么沉。
现场秩序稍有些混乱，我也就没太多想。
“救援的事儿完全可以交给他们，我也给区里面打过电话做了回报，现在需要你配合上我们的车，区里让我们务必保证你的安全。”
言外之意就是希望我配合他们，不要给他们制造麻烦。
临走前。
我站在门口回头张望这个被鲜血和染成罪恶的地方，对于两天里发生的所有一切仍旧记忆犹新。虽然恐惧我却难以释怀，尤其是对于这间黑店里不可告人的勾当，或者说这里到底都发生过什么悲惨的过往，但随着凶手的死亡一切都成了一个迷儿。
不过。
当我想起文殊娜月时就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个谜似乎也可以拨开云雾见月明。
于是我和这两名及时出现的警察同志说，这里面有一个叫文殊娜月的女人，我希望能给我点时间向她了解一些情况。他们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也有些担心地望了望周围，然后苦口婆心地劝我说这种地方不像市区，穷山恶水出刁民，危险着呢。
他们建议是不让我管这些了。
“那行吧。”他们都这样讲我还能怎么说？
算起来是他们救了我一命，所以我更没有理由为难他们。
“这样也可以。”另一个人突然又让我看到了一丝契机，“这个女的算是个知情者，不如把他带到阿里，交给咱们公安机关的别的同事，也好对案子开展工作有帮助，这样在车上徐处长想问什么都可以了，也不耽误时间对吗？”
他们随后又私下里商量了几分钟，和救援队做了一个说明以后把文殊娜月带到车上。
我好奇问他们，“警察带人还需要和救援队商量吗？”
“当然要啊。”
他们说救援队虽然不是公安机构，但做的却是公安机构做不到的事，例如搜救山洞走失的村民和不慎坠崖的游客，不光要懂得紧急情况下的野外急救，还要懂得如何在野外生存，他们的出现刚好弥补了警察这一职业中的一些缺陷。
所以。
救援队在他们这儿就成了一个比较神圣的工作机构，尊重他们也是必然的，毕竟还要指着他们给社会减压，给游客的一意孤行买单。
“还真得好好谢谢他们。”入乡随俗，我礼貌地竖起大拇指。
他们开的车是改装以后的吉普越野，前面正常两个座位，但后面就变成了四个，类似于小型六座面包车。米娜坐在中间，我与文殊娜月坐在后面，她本应该主动和我说点什么，却安静地望着车窗外足有半个钟头，拘束也无比担忧。
良久。
她终于率先开口，一句话道破了自己此刻的焦虑情绪，“你们不会要判我吧？”
坐在前面副驾驶上的警察同志听到以后，就主动回了一句实在话，“判是要的，不管咋说你参与了你就有责任，不过判你多少年那就是法院的事儿喽。”
“我也是那个受害人啊，我是四川来地，我是被骗到这里地。”她情急之下抓住我，略带责怪，“你们来了之后我一直在给你们暗示，可你们就是不明白我的那个意思，我也是好人，我不想看到有更多地人被害，你们可不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
我接着说了句公道话。
“你属于胁从犯罪，根据国家刑法规定，被胁迫杀人同属与故意涉嫌杀人，不过会根据犯罪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更何况你并没有杀人，如果你积极把你知道的事告诉我们法院方面一定会宽大处理，我也会给你求情。”
这时。
米娜突然很大声问文殊娜月，她给我们吃的到底是不是牦牛肉？
“是。”
文殊娜月又回答说第一天晚上我们来的时候吃的东西是牦牛肉，当时她还故意折断自己的指甲暗示我们，可是我们谁都没有明白她的意思。
“什么叫第一天吃的是，意思说第二天的不是？”米娜全身紧缩成一团。
文殊娜月一点头米娜的脑子瞬间就大了，惊恐问，不会真的是人肉吧？！
“是在你们之前来过一个女人，就死在你们住的那件屋子里。”文殊娜月的思维很跳跃，用这种方式回答了米娜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有米娜）吃的那盘肉，就是用这个女人做的。
我陡然间想起房间里的那个柜子以及伤痕累累的柜门，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