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床上，我睁大眼睛无法入睡，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告诉他们。等我死了，埋我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我的眼睛上放硬币。我外婆进棺材的时候，他们就在她闭得紧紧的眼睛上放了两枚硬币，好让她到了阴曹地府见钱眼开。我一直讨厌硬币，因为我讨厌又脏又冰凉的东西。在乡下，没有哪枚硬币是干净的，总是沾满了黑乎乎的让人恶心的汗泥，像泥瓦匠胸前的扣子。有些小孩喜欢把硬币放在嘴里吮，我每次看见后都恶心得想吐。有一次我弟弟把一枚硬币放在嘴里，我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耳光，他张大嘴一哭，硬币滚了出来，他以为我要抢他的钱，他忙止住哭去抢钱，他哪里知道，他送给我我也不要。是不是要把这个要求和父母说一说呢？我拿不定主意。想到这事说起来挺麻烦，而且他们也不一定同意，因为这是风俗。平时问他们什么事，如果他们解释不清，就会说这是风俗，不是他们可以更改的。于是我的心像飘在空中的羽毛，不知道应该附着在什么地方，最后，我坚定起来，如果他们硬要给我放，他们看不见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开。我和弟弟睡一张床，他不爱洗脚，也不爱脱衣服，衣兜里不是石子儿就是杏核，杏核是他和别人猜子赢来的，是他最看重的私有财产，平时只要被我的脚探测到，我就给他丢到床底下去，若是硌了我的背，我一定要掐他一把。但这天晚上我善良多了，心想硌就硌吧，这点痛算得了什么，反正我就要死了。
第二天我还没死，没死就得去上学，我讨厌上学，讨厌教室里嗡嗡的声音，更讨厌老师那副谁都看不起的样子。想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对上学也没什么好讨厌的了。平时我总计较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可现在我的心肠突然软得像仙女的耳垂。坐我前面的一个女生病了，脸色发青，不时用铅笔头揉太阳穴。平时她欺负起人来肆无忌惮，想欺负谁就欺负谁，因为她爸爸是乡里的干部。就在前两天，她还指挥两个人揪住我的头发，把番茄汁挤在我脸上，挤在我的脖子里。我告老师，老师说，有什么嘛，用毛巾揩干净就行了。我恨她，觉得和她不共戴天，同时也恨老师不为我主持公道。可现在我不但原谅了她，还为她难受的样子悄悄流泪，我咬紧牙，把眼泪流在袖子上，两只袖子都被泪水浸湿了。我一点也没有为自己，完全是为她在哭。
人做错了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有改正机会的。这是那条鸭脚蛇给我的启示。或者说，只要你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你自己的灾难。
过了两天我还没有死，而且也没哪里痛，于是我小心地观察自己的皮肤，看看是不是正在起什么变化。这对我来说，差不多已经由恐惧转为期待了，期待该来的事情早点来。
我想知道别人对死亡怎么看，我问我妈：“妈，死是不是很可怕？”
我妈不高兴地说：“不要一天死呀死的，不吉利！”
可我就要死了！我真想大声喊出来。
算了，反正她平时说话做事就不得要点，就像爸爸经常骂的：喊你拿个葫芦你递个瓢。
弟弟正在钓地心虫。把一根铅笔芯那么细的嫩草轻轻地探进地上的小圆孔，地心虫咬住草芯，轻轻一提就把虫儿钓上来。钓上来的虫用来喂蚂‘蚁：黄丝蚂蚂，来抬尜尜，大脑壳壳，来抬脚脚。
“喂，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样？”
弟弟像是没听见，继续趴在地上钓虫，我正要离开，他却扬起脸，满意地冲我一笑：“你死了你那把子弹壳枪就是我的了。”
这把枪是我自己做的，子弹壳是当兵的舅舅送给我的，我悄悄用木板做了个枪托，用麻绳把子弹壳绑在上面。弟弟早就对它垂涎三尺了。如果他说一句，哥，你不会死的，我会马上把枪送给他，但他那一笑太伤我的心了。
我不敢再问别人了。
我在忧郁中体会到了人世的沧桑。
天空中的云朵在演变，明亮的光泽在天上越来越浓，犹如一片飘忽不定的云彩。但同时又有一种模糊的东西，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藏在云彩深处，它犹豫着，就像从阴暗处走到灯光下的醉汉。
这天回到家，看见父亲正在锯木板，另外三块木板已经钉成了一个匣子。我心里顿时又激动又辛酸。爸爸，看来你已经知道了，知道我看见了鸭脚蛇，知道你儿子就要死了。毕竟是父亲啊，我心想，什么也不说，但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将把这些木板钉成一个棺材，以便等我死了用来装我的尸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