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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帮农民一边刨地一边聊。有时候，他一屁股坐在田垄上，与大家围坐成一个圈，了解情况。有时候，他钻进臭哄哄的茅房，看猪栏里的猪，猪食溅了他一脸。
但是去得最多的还是街头巷尾，找小摊小贩谈天。
不久，谢振华把摊贩经营问题抛到县委会议上，要求允许农民在农闲时节摆摊经营，并开放小商品市场。
他说：“我发现，东川的这类民间交易活动，满足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对村民、集体和国家都有利，不应当被禁止。”
当时，开放商品交易市场还没有先例，要冒政治风险。见同志们陷入沉默，谢振华动情地说：
“寒冬腊月，我们在家里安稳过年，而那些商贩却在冰天雪地里忙碌，有的连鞋子都没得穿，有的生病医不起，有的饭吃不饱。作为一个党的干部，作为东川这片贫瘠土地上的父母官，我们忍心吗？市场要尽快开放，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肯不要这顶”乌纱帽”！”
会后，由县政府、县工商局等部门成立的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东川县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同年底，东川县政府发出《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通告》一出，整个东川大地立刻沸腾了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放鞭炮庆贺。 冯爱荷听到消息，满含热泪，对孩子们说：“等我赚了钱，我要给谢书记塑一尊铜像！”
市场开放后，东川县的大街小巷挤满了摆摊的人，摊位一直摆到县委大院大门口，产品有上千种。
但是，东川市场降生之后，有关谢振华“乱来”的状子满天飞。好在，有上级领导支持他，对他说：“别慌，只要对农民有好处就搞。”
谢振华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没念过几年书，他说，他大半辈子了也没看懂《资本论》，没搞明白一些大道理。但他说，他懂得做人的常识，知道做官的天命。
正是这种深扎于心的常识与天命，令谢振华显现出惊人的勇气。他那瘦弱的身躯里流淌着一腔为民的英雄血。
面对非议和责难，他说，我不怕，与其让东川的老百姓饿死，不如让我去坐牢！我就为老百姓能吃饱饭，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东川县的改革之路充满艰难，在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中，遇到的最大波折是旧税收制度。
当时，我国仍沿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的税制八级累进税，即经营得越好，税就越高。
但东川的小商品市场却遇到了新问题：几千个摊位，几万名摊主，大多是小本经营，且商品的价格随行就市。上午可能卖5元，下午就只卖1元，很难凭税票计税。
为了打击逃税，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搞得商贩们怨声载道，多次找谢高华反映。
如何既能收税，又能调动商贩的积极性？
谢振华组织力量进行调研，最终决定采用“两税并一税，定额包干计税”。
新税办法开创了全国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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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国先例，受到商户的普遍欢迎，但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高层媒体的一篇内参，很快引起了国家相关部委的注意，认为东川的定额包干征税是违反税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