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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民营企业的成长需要自由，最重要的是要对有使命感的人给予尊重。具体来说，就是对那些没事找事的人给予尊重，对那些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的人给予鼓励，对那些勇于奉献、把自己的事不当事的人给予嘉奖。这种自由、尊重、服务的环境是所有民营企业成长的最重要的环境。只有创造出这样的环境，才能催生出一代又一代好企业。
我和王石曾经在纽约看了一场演出，这场演出的主题就是自由。演出的剧场是一间大黑屋子，大概有20米高，进去也不收门票，但事前要买票。进去以后没有座位，不知道坐哪儿。再一看，也没有舞台，不知道看哪儿。突然，灯光大作，不知道从哪儿伸出一个台子，这个台子像工厂的传送带一样，然后一个男子跑出来，开始疯狂地表演。突然从上面掉下来一个像海平面一样的平台，有人在天上飞，有人在破坏，把所有的道具都打坏。最后所有的灯光突然打开，上面开始喷水。整场演出没有一句台词，也没有固定的形式，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没有人宣布结束。我想要是在中国，这种形式的东西可能就叫作“不稳定因素”，有可能被扭送公安机关，因为它既没有感谢政府，也没有感谢某些提供环境的人。
所谓自由就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谁是演员，不知道谁是观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自由能让你的使命感延伸；自由能让你在创造中感觉到被尊重；自由能让你感觉到自己成为整个舞台的中心；自由能让生命开出灿烂、美好的花朵。
实战问答
提问：在您做企业的这20多年里，您的公司有很多转型，或者说遇到了很多关卡。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一些和自己的理想冲突的现实问题，哪些事是让您感觉过不去的？
冯仑：过不去的事挺多的，最大的坎儿是我们公司欠了很多钱，别人来要钱的时候。我们公司在1993-1995年这段时间扩张得太厉害了，犯了很多错误。那时候公司几乎是负资产，我每天都要面对来讨债的人，其中有些很好的朋友指着鼻子骂你，有人甚至把你堵在包间里要看你的信用卡，要到你家里查你自然人的账。但我那时候坚持说我一定要做好人，做好人是我的理想，我们从一开始做企业就想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没想害别人。所以，我们把所有能给的都给别人，一点点还债，最后全还完了。我们就这样忍受着这个艰难的过程。我为什么不太爱讲困难？因为我觉得讲困难有点儿矫情，买卖人嘛，谁不难啊？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反过来，死都不怕，还怕活吗？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困难的，你老讲你苦，就相当于一个明星老讲自己苦，苦你就别干啊！所以，矫情。
提问：您说理想只是一样可以增加成功概率的东西，我觉得它并不像您说的那么简单。我们这代人，跟您那个时代的人有很多不同，我相信您的成功不只是“理想丰满”这么简单吧？
冯仑：我的年龄比你大，所以我经历的艰难的事肯定比你多一些。我们现在是讲理想，如果要讲怎样实现理想，那你得有个方向，只要你还有口气活着，你就不能说现实妨碍了你实现理想。只要你的生命还在，你就应该往前走，除非你的理想只是个装饰而已。
提问：您对成功和理想的理解其实是一种老板哲学，但有多少人能真正成为老板呢？有多少人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呢？再有，您说一定要坚持理想，不管怎样都不能放弃，一条道走到黑，才能爬上山顶。对理想做调整算是放弃理想吗？比如您之前的理想是做老师，后来成了一个老板，这算是放弃理想吗？
冯仑：理想和计划是不同的，计划是追求理想过程中的一种安排，这是可以变的，我说的理想是对人生方向的一种信念。比如你说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是理想，理想是很抽象的。你干什么都可以有贡献，当老师可以，当军人可以，端盘子也可以。我一直讲理想是墙上的美人，现实是炕上的媳妇，你的本事就在于把墙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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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让她能生儿子。这个过程是对每个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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