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并不等于道德，独善其身并不就是宗教。抨击前者并不就是对后者的非难，摘下法利赛人的假面具也不等于亵渎荆冠。
上述两类事情和行为正好截然相反：它们之间泾渭分明，犹如善与恶之别。人们往往把它们混淆起来，其实是不应该混淆的，表象不应误作真相。狭隘的世俗说教，只能使少数人得意非凡，备受称赞，但决不能代替基督救世的信条。我再重复一遍，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使两者界线分明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区分这些概念，因为他们已经惯于把它们混淆起来，觉得把表面的华丽充做内在的实价，以雪白的墙壁证实神殿的圣洁，较为省事。世人也许会憎恨那位敢于深究和揭露、敢于刮去表面的镀金暴露底下的劣质金属、敢于闯入古墓揭示内中尸骨的人。不过，憎恨归憎恨，人们还是受惠于他的。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为他所做的预言，没有吉语，只有凶兆。他也许更赏识基拿拿好阿谀奉承的儿子。然而，要是亚哈不信谗言而听忠告，也许能逃脱那场致命的血光之灾。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人，他说话不是为了讨好那些爱听好话的人。但我认为，他胜过社会上的大人物，犹如音拉的儿子胜过犹太和以色列诸王。他说出来的真理与音拉的一样深刻，一样具有先知先觉、掷地有声的力量，他与音拉一样富有大胆无畏的风度。撰写《名利场》的这位讽刺家，在上层社会中受到了赞赏吗？我说不上来。但我认为，那些被他投掷了讽刺的火药、照射了谴责的电光的人中，要是有几位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们，也许能逃脱基列的拉末的灭顶之灾。
为什么我要提及这个人呢？读者诸君，我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比同时代人迄今已承认的更为深刻、更不可多得的智者；是因为我把他视为当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视为一群纠正扭曲的世象的志士仁人之当然首领；是因为我认为他作品的评论家至今没有找到适合于他的比照，没有找到如实反映他才智的措辞。他们说他像菲尔丁，还谈起了他的机智、幽默和诙谐的力量。他像菲尔丁，犹如雄鹰之于秃鹫。但菲尔丁会扑向腐尸，而萨克雷却从不如此。他的机智是欢快的，他的幽默是迷人的，但两者与他严肃的才华的关系，就像嬉耍于夏云边缘的阵阵闪电与潜藏于云层足以致死的电火花之间的关系。最后，我提及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要把《简·爱》的第二版献给他——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奉献的话。
柯勒·贝尔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