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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朝臣回禀，孙清扬道：“兵部尚书邝埜已赴国难，哀家听闻，在途中他也曾多次谏阻皇上，不要急功冒进，可惜皇上偏信那王振之言，终致险境，像邝埜大人这样的忠臣，朝廷应有嘉奖。像于大人他们这样，想在君王之前的，是诸位大人学习的榜样。”
说到此，她面露嘉许之色，“于大人他们当时曾力言‘六师不宜轻出’，王大人曾率百官力谏，说：‘边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备严固。陛下得天之臂助，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宜亲率六师远临塞下。况目前秋署尚盛，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涩，人畜之用，实有未充。且车驾既出，四方急奏岂能即达。其他利害难保必无。天子至尊而亲赴险地，臣等以为不可。’可惜，这样的逆耳忠言皇上没有听进去，要不然，也不会出现皇上被俘之祸。”
“如今，邝埜大人和英国公他们多位国家的栋梁之臣赴难，国家正值风雨飘摇之时，诸位大人一定要精诚团结，万不可做那只顾自身，意图保全身家富贵、性命之人，须知覆巢无完卵，若是城破国亡，那瓦剌反复小人，又怎么可信？哀家召众位大人前来，就是想立皇太子，让居守的郕王监国，一方面，与瓦剌谈判，用金银赎回皇上，另一方面，做好坚拒瓦剌大军的准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众位大人以为如何？”
听见一向不理政事的太后竟然有这般见地，众臣吃了一惊，细品太后所说，俱都称善。
遂后，于谦奉命晋见，孙清扬让他以代理兵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起保卫京城的重任，于谦慨然受命。
随着千户梁贵带回被俘正统帝的亲笔信，讲述了御驾亲征一路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土木堡之变的内幕才完全揭露出来。
自七月十六圣驾出京，七月十九日，大军出居庸关，二十三日，到达宣府。一路上，连日都是大风大雨，道路泥泞，加之司礼监掌印、东厂厂公，当今天子最宠信的大太监王振催促赶路，由于塞北的天气已经变冷，兵士们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人马在路上摔伤的不计其数，两军未曾交锋，就已经开始大量伤亡。
为此，群臣多上奏章请求暂缓前进，王振大怒，说：“朝廷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难道御驾亲征，还未交锋，就想后退么！谁人再敢阻挠，一定军法从事！”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垫同他争了几句，竟被武士强拉下去罚跪在路旁草中好几个时辰。
众人愤慨，却都敢怒而不敢言。自此之后，王振独揽大权，要求文臣武将奏事都要先向他回禀，由他判断是否再转承皇上。
而当时随驾从行的人里，英国公张辅虽然官职、资历都居首位，但不直接参与军政。阁臣只有曹鼐与张益二人，其中张益入阁未及三月，也一样为王振所举忧愤。
曹鼐在途中曾与诸御史相谋曰：“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尘，六军气丧，痛恨王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王振而碎其首于驾前，历数其奸权误国之罪，然后遣将前往大同，则无意犹可挽也。”可惜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曹鼎想与英国公商量此事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只得一路遂行。
大军未至大同，兵已乏粮。瓦剌也先佯避，诱师深入。
待八月初一，大军开进大同城之时，传来了各路兵马纷纷战败的消息，尤其阳和会战失利，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战死，监军太监郭敬和总兵官石亨下落不明，其余各处要塞都遭到瓦剌和蒙古骑兵攻击，损伤惨重。
而到达大同后，各地军报纷纷传来，知道瓦剌各路人马都已进了长城，迅速南下，大军的归路有被切断的危险。王振看到边关情势危急，惊慌失措，竟然畏敌如虎，在众人都没有说退兵之际，决定退兵了。
当时大同副总兵郭登向皇上建议：大军最好向东南方撤退，经过紫荆关回到北京，可保安全。因从这条路撤退要经过蔚州，王振想请皇上驾临他的老家，以示恩宠他衣锦还乡，对此建议皇上答应了。可是走了四十里路之后，王振又突然变卦，他怕大军经过蔚州，千军万马会踩坏他田地里的庄稼，又下令朝东北方向前进，循来时走过的路直奔宣府。
同时，王振派出几千辆车子，到蔚州搬运他家中的财物，随军前进。一路上，他任意指挥文武百官和几十万大军，就像赶牲口一样。全军将士都愤怒到了极点，行军途中，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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