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头来，“那我不生气。”脸上笑开花了。
一物降一物。
我宰慕承和，彭羽就宰我。
年三十下午，我和老妈去了大伯家吃年饭。
我吃饺子的时候，一口咬下去，正好是那个包着五毛钱硬币的。
堂姐说：“哟，这个是我包的。可不得了，明年小桐要走红运。”
我缓缓地将钱吐出来。
奶奶说：“但愿找个好工作，能养活自己。”
伯娘说：“妈，您老的要求忒低了。”
“是啊，奶奶，我还能养活您，养活我爷爷，养活我妈。”
奶奶继续吃饭，没再说话。
我忽而想起一个问题，“姐，你放钱的时候洗干净了么？”
无论大伯和伯娘怎么说服，我们还是没留下来继续看春晚，吃了饭就出来了。
走到楼下，老妈说：“其实我觉得你跟着奶奶他们守岁比较好。反正我九点还要去值班。”
我径直地走在前头，“留下来有什么好，吵得慌。幸好今晚只能收一个节目，要是平时，他们家为了看哪个台，都要争上老半天的。”
奶奶一直跟着大伯住，堂哥堂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所以感情比我好。看人家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我才是多余的。
我送老妈在广场口等他们监狱接她们去值班的警车。
她说：“你赶紧打车回家，别在外面溜达，省的晚了不安全。”
我嘿嘿笑：“什么有不安全的，今天估计坏人都休假了吧。”
她拍了下我的头，转身上车了。
我转身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人不是很多，多半都是行色匆匆地回家。
我摸出手机来看时间，发现收到许多祝福的短信，一条比一条令人喷饭。顿时我就被逗乐了，挑了条最有意思的，在结尾署上自己的名字后按了群发。不到一分钟，陆陆续续地收到一堆回复。
与此同时，电话震动了，屏幕来电上的三个字：慕承和。
我的手霎时间捏紧，刚才我有意无意地将他的号码列在群发范围内，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在心中暗含着这样微小的希冀。
他却这么突然地回了我的电话。
我小心翼翼地接起来。
“薛桐？”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慕老师，好久不见了，新年快乐啊。”我故作轻松地说。
“你也新年快乐。”他说。
“吃饭了么？”我不知道说啥好，只得闲扯。
他没有回答，大概听到我周围的动静，反问：“你在街上？”
“恩。刚从大伯家吃了饭出来。”
“一个人？”
“是啊。”
“妈妈呢？”
“值班去了。”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少许，随即问：“你在哪儿？”
二十分钟后，那辆熟悉的车停在我的跟前。我看到一张久违的脸。他下车，带上车门，朝我走来，简直不似真人。
我和他没有去哪儿，就在街上闲逛，不知不觉走到河边。我们找了张人行道边椅子坐下去。椅子前面是人行道，人行道再往前是河边的木制栏杆，栏杆外边是宽广的河面。
河水静静地向东流淌，水面倒映着城市最璀璨的灯火。
“冷么？”他问。
“不冷。”我摇头。至少外面冷，心里是暖和的。
在这样寂寞又特殊的夜晚，居然有他陪伴。
我不高洁出尘，也没有强大的自尊心，所以对于慕承和的出现，无论同情还是怜悯，我都甘之如饴。
即使是幻化出来假象，我也不在乎。
他的嘴角悄悄扬起小小弧度，从大衣里摸出一瓶酒，在我眼前摇了摇，“新年礼物，某些人梦寐以求的伏特加。”
我高兴地吹了下口哨。
这个新年礼物，我喜欢。
“你真的请我喝啊。”我呵呵地乐。
“当然了，我说话向来作数。”
然后又像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小巧的直身玻璃杯，拧开瓶盖，斟了三分之二杯。
他说：“以前有朋友告诉我，伏特加最纯粹的喝法就是用这种杯子，配上冰块，其余什么都不加，然后一口吞下去。”
我嘴馋了，用一种渴望的眼神看着他。
他将杯子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再递给我。
我接过来，照着他刚才描述的样子，仰头一口就咽下去。顿然觉得有种很纯净、冰凉的味觉停留在舌上，随后，一股炙热的灼烧又陡然冲破这层清凉，从食道一直蔓延进胃里，然后酒气冲上鼻，将我的眼泪逼了出来。
我皱着脸，双手捂住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突然觉得心房猛烈地扩张了一下，异常畅快。
四肢的血脉就此暖和起来。
“啊！真过瘾！”我大呼，“再来。”
慕承和将杯子收回去，“不行。你要是喝醉了，我可吃不了兜着走。”
我蹙眉，“再来一点儿嘛。”
他拿着酒瓶，摇头。
我厚脸皮地祈求，“就一点点。”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比了个微弱的高度。
他笑：“冰与火的缠绵？”
我点头，“你真的没喝过？”
“是啊。我喝过最高浓度的酒就是啤酒。”
“不可能吧。”原来，天才也有菜鸟的时候。
“要不……”他说，“我试试？”
“好啊，正好陪我喝一点，两个人比较有意思。”我怂恿他。
慕承和倒了一点酒。那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一点点，几乎只是在杯子的杯底铺了薄薄的一层液体。
他侧着头看了它，再看了我一眼。
“我可真喝了。” 那表情很像背着大人做坏事的小朋友。
“恩。”我捣头。
他闭着眼睛静静地吞下去后，原本平和的眉猛然折起来，随即爆发出一阵划破夜空的剧烈咳嗽。
我着急地拍着他的背。
小半会儿，他才缓和下来，然后吐出一句非常孩子气的话。
“真难喝。”
转眼之间，酒精就在他体内发生作用，脸颊泛起一层淡薄的粉红。那对褐色的眼眸在这般衬托下，显得更加莹润如画。
我站起来，走到栏杆前，看了会儿堤坝下的河水，鼓起勇气，回头大声说：“慕老师，你能给我讲讲你的事么？”
他随之起身，走近我，“什么事？”
“随便什么都好，小时候的，留学的，工作的，恋爱的。”我怕他不肯，便补充说，“作为交换，你也可以问我。”
“问你什么？”
“很多啊。比如我小时候特别皮，每次犯过错后，我妈拿着鸡毛掸子抽我之前，还要叫我自己说，准备被抽多少下。”
他笑，“你妈妈还挺民主的。”
“什么呀，那是虚伪的民主。我刚开始就说：‘妈妈你轻轻抽一下就好了’。可是，哪知这非但不行，还会被冠以没有深刻认识自己错误的罪名，而受到更严厉惩罚。最后还不是她说了算。”
“难怪现在犯错误的时候，你认错意识特别强，原来是被这么培养出来的。”他说。
我知道，他指的是我和白霖翻墙的那次。
随即，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原本是我探索他，怎么最后被他转移到我身上去了？
我说：“好了，现在该你说了。”
“你想听什么。”
其实，和他有关的所有的一切我都想知道，可是人也不能太贪心，不然什么都抓不住。
说什么呢？
小时候的？会不会和我一样惆怅？
工作的？会不会是军事机密？
恋爱的？会不会突然冒个师母出来，使我想就地自刎江边？
于是，我选了个最不敏感的话题，“说些在俄罗斯的事，那里比我们这儿冷多了吧？”
“是啊。而且刚去的时候语言不熟，只能靠微薄的奖学金过活，生活挺拮据的。后来地方跑熟了，就经常帮中国人当翻译，赚外快。”
“一共去了多长时间呢？都在莫斯科么？”
他说：“我在莫斯科呆了将近八年，后来又去圣彼得堡一年多。”
“哪个城市漂亮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