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惊讶，这是事实。”赵守宏道：“实际上我所领导的华兰先锋党也是一个乌托邦主义政党，在我们的党章中有着大量乌托邦主义思想，只不过被我加以改进了而已。就算是现在的政体，也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有些人认为华兰国的制度与条顿国和罗马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很像，但本质上却是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都是国家掌控一些大企业，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补充啊。”刘士奇问道。
赵守宏点了点头：“的确如此，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补充是必然的，因为当今社会生产力不足以支撑乌托邦主义的实现，所以我们要以过渡的政体形式，来完善国家的体制。但你应该看得出来，条顿国和罗马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核心是独裁，他们是以资本主义党派党产的形式控制大企业，以党派的意志强加于国家，实际上等于建立独裁党国，党主席就成了一国的无冕之王。”
赵守宏顿了顿，让刘士奇消化一下他的这些话，随后继续解释道：“华兰国是政治协商制度，我们有议会，也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面上看去我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两院制度，实际上却是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中有各阶层的人存在，不会让商人一家独大，而我们的经济也是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国家掌握着要害的金融、能源和矿产部门，可以借此影响国家的经济走向，这比资本主义单纯以国家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便捷得多，我们的政策也能够更加灵活。实际上我们既有乌托邦主义国家政府对国家的掌控力，又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灵活性。”
赵守宏耐心的对华兰国的国体和政策进行解释，让刘士奇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忽然感觉自己对政治和国家运作的想法，似乎有些太过简单了。
解说了一番政治体制，赵守宏又把话题转了回来。“至于你认为的，我对乌托邦主义国家的仇视，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民族主义。我派兵围攻张国寿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他的做法。他的想法是以暴力对抗的方式，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这样的想法是好的，做法却是错误的。”
“反抗剥削有什么错误，至少出发点是好的。”刘士奇反驳道。
赵守宏点点头：“他的出发点的确是好的，但好心办坏事更加不可原谅。一个国家要想经济繁荣、国富民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平的发展环境。工人们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最好的方法是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已应有的权利。暴力方式只是政治黑暗时期，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常规手段。如果受到压迫的人就暴力反抗，国家必将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国家就无法发展，百姓会变得困苦不堪，整个国家和民族将会灭亡。张国寿开了个坏头，所以我才会以最激烈的方式，残酷的进行镇压。我的做法就是为了让后来人知道，切勿轻易动用暴力手段，否则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刘士奇反问道：“可是这对张国寿来说并不公平。”
“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公平，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张国寿在华兰国与红联国交战的关键时刻，拖自己祖国的后腿，为红联国助力这本身就是叛国行为。”赵守宏斩钉截铁的说道。刘士奇当初也是反对张国寿做法的，其原因和赵守宏说得差不多，所以他才会没有脱离华兰共社党而成了周伍豪的拥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