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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尽管当时对于中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仍然缺乏哲学科学的深刻认识，但是对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日渐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切与质疑。1982年卫生部明确做出“振兴中医”，“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决定。同年，年国家宪法写入了“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规定，1991年国家又将“中西医并重”作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然而，中医西化之势依旧故我，固若金汤。这究竟因为什么呢？”
“辛亥革命百年以来，在中医问题上以行政方式推行的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突出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zhengfu“壬子癸丑学制”确立华夏教育的学制系统时，“漏列中医”的事件。第二次是1929年国民zhengfu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第三次是1950年卫生部主要官员采纳余云岫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西医基础医学改造中医的做法而推行的“中医科学化”运动。第四次是1958年以来在“中西医结合”名义下所推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医医》对四次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是这样概括的：漏列的要害是废除，废止的重点是挖心。改造的目的是西化，结合的本质是改造。尽管四次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花样各有不同，但是其矛头统统指向了中医的核心——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当中医的核心在西化与改造中消亡之后，中医的生命力便彻底地宣告终结。
如果将四次近代科学主义思chao的做法联系起来看，人们不难明白，这些做法,其实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灭汉兴洋”的悲剧在中医故乡的重演。废除—挖心—改造—西化，是华夏对中医实施的“灭汉”四重奏。与日本的“灭汉”相比。只不过调子缓和了些，麻痹性强了些，时间拉得长了些而已。
除了近代科学主义思chao之外。在华夏铸成中医西化不归路的，还有一个“型性的文化”的问题。
所谓“型性”，指的是初衷或愿望的确是美好的、善意的,但是不明白文化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不了解中西医各自内在的本质特点。所谓“文化”，指的是利用政治号召和行政包办的方式，来规定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与安排的做法。它违背了中医学术发展的内在科学规律，也为学术界的反思与讨论，改革与调整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或困难。这就是从1958年起，在“中西医结合”名义下所造成的中医科研、教学、医疗诸多领域的严重“西化”。
其中，中医教育上的问题最多。湖北中医药大学李今庸教授撰文疾呼：“四十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国医大师邓铁涛、焦树德在《光明日报》撰文质疑：“中医学院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吗”？2003年，华夏中医科学院一项研究表明，几十年来全国95%以上的中医科研项目。是西化中医方面的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就是你们的医政司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各大中医院里中药饮片使用率，仅占医院全部用药的10%。近几年来，中医处方、治疗的经验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有资料统计，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全部处方平均用药不足五味。其组方严谨，与病机丝丝入扣，故疗效卓著。当今中医一张处方开出的药物，平均为张仲景的四倍，动辄二三十味，三四十味的处方也不在少数。却因药味多、用量大、组方欠严谨、思路不明确而疗效欠佳。上述情况，凡具有文化科学责任感的人，岂能够掉以轻心嘛！
前几年，一些顽固坚持近代科学主义态度的人,有的声称中医是伪科学,有的叫嚷要告别中医。这种是非混淆、阴阳颠倒的局面，难道与我们自己制造的“文化冤假错案”能脱离关系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纠正这一“文化冤假错案”时机正向我们走来。文化自覚，科学自覚的趋势，随着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正在成为纠正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主体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其一，中医的临床诊疗技术，与中医的基础科学理论日渐脱离；中医的临床治疗水平，正在朝着早期的经验疗法的方向不断倒退。其二，西医的基础科学理论，不可能实现与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相互对接，不可能指导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其三，中医与西医的基础科学理论不同源，不同轨；半个世纪的中医西化，原本是一个“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的怪圈。这些认识，都在催生着中医文化与科学的自覚，都在积蓄着告别中医西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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