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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在我表舅眼里，始终是个没出息的待业青年，但在我看来，表哥是个挺能折腾的人，从小胆子就大，敢做敢闯，向来不肯循规蹈矩。
举个例子，以前有种关于耳蚕的传说，说“耳蚕”那是叫白了，也有称耳屎或耳垢的，总之就是耳朵里的秽物，据说正常人吃了这玩意儿，立刻就能变成傻子。
家大人经常这么告诉小孩，说是胡同里那个老傻子，即是小时候误吃耳蚕造成的，这种事有没有依据，则是完全无从考证，反正大伙都这么传，渐渐都信以为真了。也许真有这么回事，也许只是吓唬小孩，毕竟那东西不卫生，那年头的孩子大都又淘又馋，什么都敢往嘴里放，所以拿这种话震唬着。
表哥十五六岁的时候，跟胡同里的一群半大孩子打赌，说起吃耳蚕能变傻子的事，白糖当场从自己耳朵里掏出来一大块耳蚕，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掏过耳朵，那耳朵里的东西可想而知。掏出来的这块耳蚕，能有小指甲盖那么大，也不知道存了多少年了，黄里透绿，放在手里给表哥看：“你敢不敢吃？”
表哥胆子再大也不敢嚼，全当是吃个蚂蚱，捏起来扔到嘴里，拿凉白开往下一送，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也没有变成傻子，彻底将吃耳蚕变傻子这个愚昧无知的说法给破了，震了整条胡同，还因为打赌赢了二十根小豆冰棍。
表哥从小就经常干这种事，拿表舅和表舅妈的话来讲，淘得都出圈了，干嘛嘛不行，吃嘛嘛没够，搁哪哪碍事。
其实越是这种人越能成大事，汉高祖刘邦当年不也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按表哥的理解，在厂子里找份工作，老老实实每天到点上班到点下班，刮风下雨不敢迟到，累死累活赚份工资，整日里算计着柴米油盐，将来娶个媳妇生个孩子，再教育孩子长大也这么做，那才是真没出息，男子汉大丈夫坚决不能走这条路。
表哥果然没走那条路，他应该算是国内下海比较早的那批个体户，只不过时运不佳，要不然早就发了，当然摆小人儿书摊捡到枚老钱儿，后来莫名其妙丢了，那倒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表哥捡到最厉害的一个宝物，还是在1985年，那件东西可说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那一年白糖已经去厂里上班了，表哥又认识了一个新疆人，俩人合伙卖羊肉串。新疆那哥们儿手艺不错，但只会说维语，地面也不熟，跟表哥合伙，俩人打了个炉子，就在街上烤羊肉串。那是天津最早的羊肉串，至少周围的人在表哥摆摊之前，都没尝过这种西域风味。那会儿是两毛钱一串，羊肉都拿自行车的车条穿着，不像现在都用竹签子。炉架子后面放台单卡的破录音机，喇叭都劈了，也不知从哪搞来一盘旋律诡异的磁带，说是新疆的乐曲，但是放起来呜哩哇啦，谁也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曲子。新疆人拿把破蒲扇，一会儿把羊肉串在炭火上翻来翻去地烤，一会儿捏起孜然辣椒面往上撒，动作非常熟练，他一扇那炭就冒白烟，混合着烤肉的香气，让人离着半条街就能闻到。表哥则在那诡异的旋律下，嘟噜着舌头吆喝生意，什么辣的不辣的，领导世界新潮流的羊肉串，这买卖在当时来说可太火了，路过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留口水的，每天下午都围着一帮人。
那天有个外地男子，看模样四十来岁，大概是到天津探亲或出差，一听口音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因为北京人口甜，老北京话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儿话音特别重。刚解放的时候，全国党政军机关都设在首都了，各个机关加上家属不下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来自五湖四海，口音是南腔北调，子女后代基本上都说普通话，但不是老北京的土话，只有四九城里住了多少代的人，才说真正的老北京话。表哥家在北京有亲戚，所以一听口音就能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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