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声说：“我是那样的人吗？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冉静咯咯笑着说：“那就好。”
我坐在前座上，看着睡梦中的孟醒，偶尔有车灯照射在她的脸上，她嘴唇在微微翕动，嘴角浮现笑意。
闭上眼睛又想起李军，被警队开除后，他就消失了。从晚饭时的冲突中，能肯定他已投奔张帅。
冥冥中，感觉此后和他会有说不清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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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这些，慢慢进入一个美丽的梦境：一片清澈光亮如同镜子的地面和湛蓝的天空绽放在时空里，在宁静光滑的地面上，孟醒坐在远处，仰视着天幕，天边有群飞鸟在歌唱，穿梭在云朵里。
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清洁工在清扫街道，路上行人开始急匆匆地赶去上班。
回头看孟醒，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离开了后座。正在我四处张望时，她从一个胡同里冒出来，走到车边递过来一份肯德基早餐。
“吃完早餐，赶紧回去上课，我得去做报告了。”她走了几步后又折回来敲敲车窗。
我把车窗摇下来，她弯腰说，“我们还有两天就内训结束，鹿城见。”
我在教室遇见陆家祺和刘楠楠时，他们惊异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的眼圈浮肿而乌黑。
我说失眠了，睡不着，昨晚在外面看夜景来着，一夜没睡。
刘楠楠惊呼：“昨晚是圣诞节呀，我在房间好无聊，你自己去看夜景？也不叫上我？”
陆家祺表情愧疚，还以为我夜不归宿都是因他的好色作孽。
今天老师给来京培训的记者们布置了课题，大家抽签后上台做三分钟演讲。
陆家祺抽到的是如何看待庭前审判，他这几日睡眠也不好，估计脑阔在疼，陈述问题时像个偷红薯的贼。
他自报单位后说：“媒体不代表法律，审判是法院的事，但多数记者并不了解法律，净瞎炒作，让不了解真相的人跟风起哄，严重缺乏职业道德，媒体记者需要提高职业素质。尤其是靠走后门进来的，水平低，能喝酒，收红包，吃拿卡要，好色赌博，打着新闻幌子，干着敲诈勒索，一面讨好公检法，一面糊弄人民群众，还要从政府揩油，这就是‘媒体流氓’，在座的同行，我相信‘媒体流氓’不在少数。”
台下嘘声四起，有人高喊：“下去吧！下去吧！”
有人更加不满：“听说你们鹿城记者经常吃里扒外，充当间谍，勾结外媒，出卖机密资料，比媒体流氓更可耻！是叛国行为，应该枪毙！”
起哄的人像在我伤口上撒了泡尿，既疼痛又恶心。我暗恨陆家祺，不知道他突然抽什么风，跟他在一起就没发生过好事，自己身为下流狼，还说什么“媒体流氓”，不自知。
幸好教授解围，他说：“这位同学，你有些跑题，我们探讨的是如何看待媒体审判，而你在研究‘媒体流氓’，用词太主观。还有刚才那位反对的记者，你说应该枪毙，这本身就是一种媒体审判，法院都没判决，记者先认定了，这种行为我们不提倡。”
现场哄笑，随后安静下来。
之后是刘楠楠上台，开场要报单位，刘楠楠愤愤地望向陆家祺，陆家祺却伏在桌子上昏昏睡去，看刘楠楠的样子想一脚把他脑袋踹扁。
刘楠楠的题目是，作为媒体人，道德责任重要还是新闻本身更重要？
她说：“社会责任有时和新闻本身是相矛盾的，比如，一起酒驾车祸，电视台摄像记者最先赶到现场，面对惨况和需要救助的人，是先去救助？还是先采访？不能说你选择了后者就没有社会责任，把车祸原因和惨状用鲜活的镜头表现出来，让公众看到，引以为戒，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台下有人在低声交谈。
窗外，天色晴朗，阳光暖暖地笼罩着城市早晨，教室墙壁上几位新闻前辈的照片在默默注视着我们。
刘楠楠继续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饥饿的苏丹》，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备受争议，争议核心就是新闻与社会公德之间的冲突。人们谴责身处事件中心的记者，没有放下工作进行人道救援。如果每次遭遇弱者我们就抛下工作进行救助，在座各位不如都去红十字会工作。我们不要总谴责别人没做什么，要先问问自己做过什么，是否有监督质疑的权利，总拿公德说事的人，生活中可能最缺德。”
现场先是沉默，随后响起热烈掌声。
教授总结：“演讲都很精彩。现在媒体圈流传着所谓的记者三层境界，说第一层境界是善于策划新闻，引导舆论，以‘假’乱真，并添油加醋，煽风点火；第二层境界是，会逢场作戏，广交朋友，以利自己；第三层境界，酒量大才是名记。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少数害群之马的座右铭，绝不代表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