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做这样的怪梦，每次梦醒后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我的邻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对我的母亲说，孩子的眼睛纯洁，容易看到大人们看不见的东西，要让他多沾水。
老太婆还说，她的孙子晚上睡不着觉，他说镜子里有惨白的手在晃动。
我再次靠近阁楼的房门时，一只血手从门缝中伸了出来。
我几乎快要窒息，猛冲下了阁楼，重重地跌倒在楼梯下面，顾不得疼痛，爬起来跑出外婆家的院子。
接下来的两天，我高烧卧床不起。在梦里，他又听见了声音从幽深的隧道里传来，一直传到我身后，我想要往前走却走不动，想转身却无法动弹，声音钻进了他的耳朵，像玻璃窗里找不到出口的苍蝇乱撞。
我挣扎着醒来，看到母亲正焦虑地给我擦着汗水。
后来，我上小学时常常在路上遇到一个疯子。那个长飘逸的疯子脸上脏兮兮的，站在很远的地方对我呐喊，手舞足蹈，好像喝醉酒的大侠。
疯子每次看到我就憨笑，但自尊心让我装出不认识他的样子，他看到我不理他，便靠在教室外面呜呜地哭。
校长叫来几个老师，将疯人摁在地上，绑起来送到外婆家，关到阁楼上。
小学还没毕业，疯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一直认为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但解脱过程太残忍。
以前跟着别人去录像厅抱着学习和批判的态度看《满清十大酷刑》，想不到现实中还有更加触目惊心的侮辱，人对人的凌辱，易子而食，是这世界最丑恶的行径。
没疯之前，他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姑娘也喜欢他。他们相识在一个秋风飒爽的清晨，在镇上唯一的书店里。
他们在一起读《苦恋》，里面写到迁徙的大雁在天空排成“人”字，他们想“人”就该写在天上而不是被踩在地上。
女孩的母亲开始坚持不答应他们在一起，但女孩比安娜·卡列宁娜还要倔强，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把剪刀架在脖子上，如果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自刎。
那一年，为了理想，他说他必须去北京跟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会合，使命在召唤。
姑娘说等他。
回家后，他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他的脑袋受到重创，疯了。
没有人知道他在北京生了什么，即使知道，也只能窃窃私语，恐惧笼罩在每个人头顶上。
闭嘴不谈，成为了明哲保身的教条。
女孩的父母更有理由了——你难道想跟一个疯子结婚耽误自己一辈子吗？
女孩被锁在屋里哭了几天，最后被逼嫁给了一个包工头儿。
结婚那天，疯子出现在了迎亲队伍前面，人们想上去拉开他，他突然倒地，口吐白沫。
外公、外婆和父母赶到那里时，疯人已经结束了嚎叫，扭曲着的身体都冰冷了。
他喝了农药，走得很痛苦，指甲全部被抓破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额头上撞了几个大洞，鲜血长流。
爱情、理想、生命，顷刻间都化为乌有。
后来，没有人再提到他。清明节上坟时，我们才会想起，田野的杂草丛那里有一关坟，埋葬着我的舅舅。
那时我还小，不懂利害关系，每次给舅舅上坟扫墓都会哭得很厉害，嚷着要外公外婆还我的舅舅。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存在偏见，好像是是家人让舅舅变疯了，然后从我手里夺走了他。
长大了，明白了真相。
真相不一定比谎言更能让人舒坦，真相往往比谎言更加残酷无情，更加鲜血横流，不能让人直视。有时生活在谎言里也算一种幸福。
如今，只有一张黑白照片还能让我想到我的舅舅，那是他站在外婆家的橘子树上照的，深秋的阳光铺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微笑着，很自信，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们是纯正的“**”一代，如此坦诚而**裸地将理想和诉求暴露在国家机器面前，这样的勇气何尝不是现代人缺少的“摩罗精神”。
于越说：“他们不理智、幼稚，纯傻逼。”
我说：“每一代人都有傻逼，正是有这些傻逼，让这个世界变得才不那么糟糕。他们只是太急于改变，有太偏激，但请不要侮辱了他们那股纯白的精神。”
然后，我对他伸出了中指。
他以相同的姿势回敬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