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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搁下怀里的一摞书,望望屋里,听听头上阁楼,问:“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头也不回地说。
我想这倒很像大姐的个性,来去都不打声招呼。母亲在屋里骂:“六六你冲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见人影,家里那么多事!”我走进屋里去,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妈妈。
母亲蹲在地上,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杂物,像没听见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瞟了我一眼,既怪异又冷漠,脸拉着,像在说:我就知道大丫头回家,没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说些啥,以为我不晓得?
我不管母亲的反应,问她二姐怎么样。
母亲说,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烧香也没烧成。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开水,就拿了搁在堂屋的那一摞书,上阁楼。阁楼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像是到家不久,刚洗过脸,有几绺头发湿湿的。她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大笑起来,说:“要骗你太容易,一骗一个准。”
“骗吧。”我没生气,在床边坐下来。
大姐自己情绪一下倒打了个转:“哼,这个家,每个人都巴望我早点走。我知道我碍人眼,占人地,让人挤得慌。”
她说就这两天走,但隔不了太长时间就会回来,永远回来,再也不在那个鬼山旮旯傻待了,绝对不干。
那是个下午,应该是下午,我记不清楚。时间在那一天对我不存在,连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头脑和心灵正落在喘不过气的快乐之中,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楼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马上回到屋里,对我说,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糊涂地问了一句。
“出去一阵。放心,大姐今天还不会走。”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还以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见大姐和一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大姐是故意的,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那个人有篮球运动员那么高,我想,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她会真像她说的那样,离开煤矿,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四姐上阁楼来,一脸不高兴,说:“你待在这里做啥?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江边去。”她肯定又在和德华闹矛盾,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个人是哪个?”我问四姐。
“哪个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个晓得?”
“乱猜的。”我边说边下楼梯,心里佩服大姐,她还真找着他了。
大姐说过他,两人是老相识,而且早就有点意思。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为了找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是半个日本人。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1953年,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孩子不允许带走。两个公安人员来押解。日本女人不愿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两个抱着她的脚。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
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一家子还得遭罪,每次运动一来,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汉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日本崽”。那个高个男子,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动了刀子,被送去劳教过。患难夫妻多年,70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离他而去,只剩下离婚签字了。
很晚,大姐回来。我说:“你和他倒是一对,离婚冠军。”
“我小孩都已经一大堆,有哪个男人要喽?”
大姐把话题转开,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声音甜润,宽厚,她说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个是好东西?大姐一定是同时在耍几个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会安心。
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沉,无法醒来,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阁楼里没人,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那的确不是我,全变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惊恐,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我看着,心里又快乐起来。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的,一面小小的镜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我走在里面,穿过雾气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沟那条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断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声大气的谩骂。那个总是喜欢逃到城中心那边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铁链,饿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气时,男孩就会服输,求饶。
但男孩总是逃,这个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
结婚没几天,德华已开始不归家,即使回来,也常常带一身酒气,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厂子里一帮青工在一起,划拳酗酒,打扑克赌钱。见着四姐,也爱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说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没劲透了。四姐嘲讽他:一个结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学不会理睬你了。他听了这话,掉头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里,不仅不回这个家,连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让四姐学她,另找一个男人。四姐说她没有换男人的本领,不能没有德华,她要大姐帮她去把他劝回家。
我下了阁楼,她俩早就走掉。吃中饭时,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亲说,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今天我们三个人吃饭。
父亲很忧心忡忡,背弯着。他叫五哥去找渔竿渔网,说看能不能补好。
五哥说,渔竿渔网早被三哥拿走了。
父亲听了,皱了皱眉头,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没点上火,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父亲没说去哪里,我也没问,他可能去江边,也可能去别的地方。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突然的转折,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本来应该出现的,早晚会出现的,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
穿过马路,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较平时相比,很安静。因此,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不错,正是那个人,他一见我,就闪进墙旁的小路,那么迅速,慌里慌张。
那天学校是否上学,我不清楚。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根本没想别的。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的问题,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在那一两天都暂时闪开了。但在这一刻,又冒了出来。这几天,我生活中发生的事——大姐讲的家史,我的第一次爱,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
这次,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着我的男人是谁?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曝光在我的头脑,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在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个人,我转头往家里走。
天空很红,朝霞时日落时,天空就这样,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我走在其中,目光缥缈,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
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没摇动,只是拿着,坐得那么安详,就像等着我似的。
我不看母亲一眼,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该她求我了。
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以为会闪电,跟着会下雨,结果没有。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没拉亮电灯。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在墙上洒出一道彩虹。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果然,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坐在架子床档头。我对她说:“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现在你得告诉我。”
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她和我相处时,不是在发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舌头打结,吐词不清,喉咙特别干渴,想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