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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从未给我打过电话，因为她不知晓我在哪里，我的电话是多少。她做过关于我的梦，都是我背着一个旅行包，浑身是汗，在辛苦赶路。“我的六姑娘是一个在路上的人。”这是有人向她问起我时，她说的话。
我长年在国外，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问候她。可是近几年，给她打电话少了。小姐姐倒是经常从伦敦给母亲打长途电话，然后小姐姐告诉我母亲的情况。
一个多月前，我坐在手提电脑前，窗外是连绵的青山。那是一个小旅馆，位于意大利中部深山，海拔很高，几百年的松树雪杉成片，房子更古老，生有藤壶爬满常春藤。此地开车不到一个小时有温泉，也离海边不远。
来这儿旅游的是知根底的意大利人。餐馆的厨师做过威尼斯著名的哈利吧餐馆大厨，那地方菜价好贵，海明威在那儿夜夜用酒浇灌自己的灵感，创作《穿过丛林的河流》。因为经常酩酊大醉，这小说是他所有小说里最糟的。
我写了大半年的小说，讲旧上海一对少男少女与魔术的故事，这小说曾一再中断。在意大利深山里，我渐渐安下心。
从七月到八月，正值意大利节日，每晚山下广场里搭台演出，吵闹非凡。我在旅馆的电脑里查看信件。邮箱里有近千封信，大半是垃圾。二姐的儿子写给伦敦的小姐姐的女儿的信，是抄送给我的：
妈妈要我转告你们，外婆已经卧床不起了，半个月都没吃什么东西，就喝点牛奶，在住院。妈妈说是因为想念你妈妈和六姨，每天都念念不忘，请设法转告她们。
我坐上老式电梯，往自己房间走。
我拨了母亲的电话。这儿是凌晨一点，中国正是上午。照顾母亲的五嫂接电话，说母亲住过医院，刚回家，却不吃饭。我让她把电话给母亲。
母亲问我在哪里，说好想我。
我说我在意大利深山里，要九月初才能写完小说回中国。
母亲说，“六妹，我等你。”
她这话让我心非常不安。
第二次通话时，母亲说，“我吃了东西，六妹你早点回来吧。打电话太费钱，妈妈知你在外好些事都难，自己要照顾自己。”就搁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来，发现自己的双眼不知不觉湿透了。
与母亲通完电话的十天后，我飞回北京，来不及休息，马不停蹄地飞回重庆。
邻居们看着我上楼梯，悄声议论。我推开门，穿过客厅，到母亲卧室门前，她双眼深陷，脸几乎都脱了形，从床上坐起来，痴痴地望着我。我眼泪往外涌，赶快扭过头去，再转过来时，朝母亲露出笑容。
母亲说，“是我的六姑娘回来了！”她朝我笑，重新躺下。床往中间陷得厉害，使她变成一小团，那个曾经靠自己的体力辛苦挣钱养活这一大家子的母亲，不见了，脸色苍白，头发凌乱飘在脸颊，病歪歪躺在床上，不能做饭洗衣，甚至吃饭穿衣都困难。
床上堆的东西太多，什么衣服枕头毯子，旁边的旧竹椅上也同样堆得满满的。那天晚饭就五嫂、我和母亲三人。
五嫂把母亲的饭端到床边，喂她，她一口接一口地吃着。
“妈今天胃口比平常好。”五嫂说。
床边的桌子，也是1996年我回家时买的书桌，我坐在上面写关于这个家的书，桌上放有一个大框子，有纸壳包着，背着人放，沾满了灰尘。左墙上是父亲的遗像，二十来寸，也蒙了灰尘。
1999年夏天父亲过世，是三哥三嫂选的父亲的照片，去照相馆放大。八十来岁，有零星的胡须，下巴也有胡须，可看到眼角脖子的皱纹，一个经历沧桑的大好人。印象中父亲眼睛比这照片亮，透着睿智、善良和包容，很像他的为人。
那天天黑得早，刺眼的灯光下，房间乱又脏。我先是把不太需要的被子毯子等东西放入衣柜。我拎来一桶水，用抹布擦桌子，想将包着的纸壳拆掉，看一眼母亲，她沉静地望着窗外。母亲既然背着框子，还留有纸壳，就是不想让人看。那我应尊重母亲的想法，不要撕掉纸壳。于是，我只是把框上的灰尘擦干净。
五嫂起码有半个月甚至更久没有做过清洁卫生。窗框和窗帘黑灰积了一层，取下窗帘放到洗衣机里。阳台栏杆上有一盆小桃红和一盆茉莉，焦黄枯干，顶篷也烂掉一块，漏下雨水的地方长有青苔。一角堆有竹床和烂木柴，还有些破烂的塑料布，铺有厚厚一层灰。母亲房里旧式箱子有三个，整齐地叠放在墙边，搭了由浅到深的红布，也有一层灰。小时觉得那些箱子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母亲每次拿东西后，都要上锁。有一回大姐趁家中无人，拿来家什把锁拗开，装了一背篓的东西走。事发后，母亲骂大姐是不成气的败家子，永远不长大。
靠床的写字桌，也是脏黑油污得要命。抽屉里更是又脏又乱，什么瓶子小缸子，半截米花糖几片饼干，一堆旧报纸，一看全是1996年夏天的，那是我住在家里看过的旧报纸，妈妈留着没扔，还有铅笔圆珠笔纸片、一块香皂末、一个旧夹子、橡皮擦和涂改液。我用抹布将没用的东西裹起来。
“六妹，不要扔。”母亲说。
我看看她，把那些东西放回抽屉。
“以后你回来写东西，那些东西还有用。”母亲说。
“这儿这么乱，这么脏，我会在这里写东西？”我不带好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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