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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我吓坏了，不知道如何办。但马上决定要这个孩子，这是上帝最好的礼物，我要做母亲了。我全副心思投入其中，买来相关的书，上网，找最好的医院，咨询好些做母亲的人，怎么做母亲。那最好的母亲该是我母亲，孩子的外婆，我却忘掉了，我把正走向死神的母亲丢在脑后。直到四天前，我接到了母亲不行的电话。
母亲看我的神情，有些忧虑，有些关切，更多的时候她不多言。真想母亲此时在这儿，坐在对面位置上，听我亲口告诉她怀孕的消息。我会拉过母亲的手来，放在我的肚皮上，感觉我腹中的胎儿的心跳。
“我感觉到了小家伙。”母亲声音变得快乐起来。
我回不到过去。无论我怎么做，都不可能了。
火车高声鸣笛，听着在钢轨上咔嚓有节奏的声音，一下子让我回到今年一月。
他的车子在意大利中部，沿着高速公路向北部威尼斯而来。途中有车向他打灯。他不懂。那车与他并行，朝他打手势，他才明白自己车子出毛病了。他将车停在急停车道上，下车来检查，发现轮胎扁掉，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翻车。他取下备胎换上，继续朝北开来。
一月的威尼斯冰冷，吹着风，几乎没有游人，更没有卖假名牌皮货的黑人。我被出租车——在这儿是小艇，带到岛上。意大利出版社邀请我到这儿参加全意大利出版商与书店老板的会议，让我做一个与自己创作相关的演讲，最后与意大利一个著名记者对谈。还有一段时间才开会，摄影师跟着我，拍我在岛上的生活照。
我不知道怎么来修补自己破碎的心，我嗅到自己的尸体的气味，但我知道有两条路，一条是自暴自弃，到一个完全陌生世界，用酒精迷醉自己，用性忘掉自己，不把生命和感情当一回事，成为一具行尸走肉；另一条路是自救，找回那个打不垮，毁不掉的自我。
我居然遇到了W，他在意大利写书，开车到这儿来看我。我们是2004年深秋在一个住在北京的英国记者朋友的生日聚会见面的，我带了丈夫去。在英国人中，W个子偏高，五十来岁，喜欢开玩笑，刚出版了一本家族在中国的历史小说，大谈如何写书才能在英国出版，他不知我已有多本书在英国出版，我告诉他赛门·拉什狄的书不错。离开聚会后，我们站在街上等出租车，天气很冷，飘着小雨。丈夫对我说，W是那个19世纪把鸦片带到中国来的老牌英国公司在中国的总代表。他的家族从1880年来到中国传教行医修铁路。父亲是洋行大班和香港马会会长，母亲是公认的美人，二战后是伦敦著名的时装模特。他在香港出生，十岁前在日本，之后回英国受教育；W曾在一艘挪威商船上当水手，独自一人在南北美洲旅行，得过英国女王授予的OBE勋章，他居然能一边做生意一边写小说。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他补充了一句：“他对你有意思。”
我不以为然。可是我对丈夫是畏惧的。他说的任何话我都要想想。在他刚和小姐姐好时，我要他离开她，与他争吵，当时他开着车，我威胁要跳下车，他不说话。我要去扳车闸，他用手阻止，还是继续开车。我打开车门，要跳下。他马上踩刹车停下，他的惊骇也不亚于我，他惊恐地大吼，“不要命了。”
我真是不要命了。四周的水向我而来，要吞没我，而W出现了，他正是一叶小舟。这世上大多数人会看不到，只见茫茫水天，可我见到了，就不顾一切地游过去。
第二年初夏我与W第二次见面是在他的第二本书的新书会上。W发来电子信，我去时，他很吃惊，他妻子走过来，与我寒暄。九月他家有个晚宴，为远道而来的英国朋友，请中国作家与之见面。晚宴之后，再也没有音讯。没准他在什么地方旅行，进行冒险。
在这座每日下陷的水城相遇，是我与他的第四次见面。与之前不一样的是，是我写信给他，告诉他我在这儿。意大利出版社安排我住在著名的丹涅尔总统套间，所有落地窗都临河，面朝Lagoon岛，听着旅馆隔壁叹息桥的叹息声，我丝毫感觉不到贡多拉荡出的醉人波光。
我做完演讲，出版社带着我去参加一个意大利出版家、也是出版集团老板的晚宴。那是在大运河几所最著名的别墅之一，天上墙上有古老的画。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接到W的电话，说到了威尼斯时，我要与他见面。当我坐着水上出租回到丹涅尔旅馆大堂时，我看见了他，穿着厚大衣，一脸疲惫，不止这些，从他眼睛看进去，他是多么不快乐。
当我们步出旅馆，去找一个咖啡馆时，我告诉了他。
“你怎么知道我不快乐？”
“你不快乐已好久。”
